歷史的必然 鄭重的選擇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歷史由來(一)
發布時間：2009-12-03 16: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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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佟 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成為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團結合作歷史中光彩奪目的篇章，在60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回顧，深刻體味！
和平、民主：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的強烈愿望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走向何方的歷史關頭。和平還是戰爭？民主還是獨裁？成為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斗爭的焦點。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中說：“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長期飽受戰爭苦難、深重災難的中國人民，渴望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面對強大的社會民意，蔣介石還不敢貿然挑起內戰。1945年8月28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重慶就國家的和平問題舉行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途徑，同意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斗爭，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最終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這幾項政協協議成了人們衡量是非對錯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破壞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民眾對立的地位，遭到人們的唾棄。
國民黨倒行逆施：把自己置于了社會的對立面
抗戰剛剛勝利，蔣介石就迅速調動后方的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的解放區集結。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當局就重新秘密印發1933年蔣介石在“圍剿”紅軍時編的《剿匪手本》，并命令閻錫山部在山西上黨地區發動對解放區的進攻。“雙十協定”剛剛簽訂，蔣介石就發布進攻解放區的密令，要求國民黨軍隊將領遵照他手訂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為了進行內戰，蔣介石進一步投靠美帝國主義，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和協定，出賣國家的根本利益。一時間，美國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國，駐華美軍以占領者的姿態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國統區形同美國的殖民地。在完成各項戰爭準備后，1946年6月下旬，蔣介石悍然撕毀同中國共產黨達成的“停戰協定”和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政協協議”，命令國民黨軍隊22萬人圍攻鄂豫邊境的中原解放區，進攻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東北以及海南島等解放區，全面內戰由此正式爆發。飽受戰爭煎熬的中國人民再次陷于綿綿戰亂。國學大師梁漱溟當時悲嘆道：“一覺醒來，發現和平已經死了。”
蔣介石蓄意發動內戰、搞專制獨裁的行徑，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堅決反對，在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內戰反獨裁運動。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民主運動，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肆打擊民主運動，迫害民主人士，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慘案。1945年12月制造了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一二•一”慘案；1946年2月，國民黨特務破壞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制造了“較場口事件”；7月，在昆明先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愛國人士聞一多，制造了聳人聽聞的“李聞血案”。1947年7月，蔣介石發表“戡亂建國”演說，國民黨政府發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實施《后方共產黨處理方法》、《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戒嚴法》等一系列反動法令，到處征糧、抓丁、派款，任意逮捕、監禁、屠殺反內戰反饑餓的工人、學生和愛國民主人士。在10月的一個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個城市，被屠殺的群眾達2100余人。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公然誣蔑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宣布民盟“非法”，予以“取締”，禁止其開展一切活動。11月6日，民盟總部在上海被迫解散。其他民主黨派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限制，被迫轉入地下。
蔣介石發動內戰,造成軍費激增和財政赤字日益擴大,使惡性通貨膨脹更加瘋狂,物價爆漲。以抗戰前夜的物價為標準，至1947年7月上漲了6萬倍，年底更達14.5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能買一頭牛，到1947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破產。農業生產急劇下降，農業經濟凋敝，出現了嚴重糧荒，1946年餓死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一億以上，國統區的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解放區一派欣欣向榮: 國統區的人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與國統區的風雨如晦相比，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并在經濟上、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面實施一系列措施，解放區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中國共產黨以追求民主、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歷來反對一黨一派的專制獨裁統治，主張“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提出“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1944年9月，受中共中央之命，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建立“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深得國統區民主人士的贊同。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國民黨挑起內戰，召開偽國大后,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民主黨派聯合的新民主主義的民主聯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上，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政治綱領。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再次談到準備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反對一黨一派獨裁統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一時間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并贏得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擁護。
經濟上，194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十二月會議”上，制定了“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和“保護民族工商業”。解放區隨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使得幾千年來在封建土地制度壓迫下的農民擁有屬于自己的田地，真是歡天喜地。掌握了土地的農民建立起鄉村政權，在政治上揚眉吐氣，極大地鞏固了解放區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從根本上鏟除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政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了工農聯盟。土改后，解放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手工業與副業生產大大發展，農民踴躍上交公糧。
為貫徹土地改革，加強農村的民主化，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各解放區開展了整黨運動。整黨的基本方針，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說服教育為主，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通過開展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保證共產黨能夠始終同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起，并領導他們前進。經過整黨，增強了黨內團結，密切了黨群關系。
各解放區在開展整黨的同時，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戰斗間隙，人民解放軍從階級教育入手，運用訴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軍普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在部隊實行了政治、軍事、經濟的“三大民主”，恢復與健全了黨委制，解放軍總部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全軍學習，嚴格執行。通過整軍，大大提高了解放軍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部隊的組織性、戰斗力。
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這番景象，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后所作的《延安歸來》中作出如是描述：在這里，實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這里的人“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尤其是在同毛澤東的“窯洞對”中，黃炎培直率地提出一個令他本人縈繞萬千的話題，即共產黨將來取得政權后能否跳出歷朝歷代“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而毛澤東隨即充滿自信的回答，讓黃老先生心中一亮：“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摘自2008年4月1日《團結報》,未完待續)
和平、民主：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民的強烈愿望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走向何方的歷史關頭。和平還是戰爭？民主還是獨裁？成為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斗爭的焦點。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中說：“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蔣介石說要‘建國’，今后就是建什么國的斗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長期飽受戰爭苦難、深重災難的中國人民，渴望在抗戰勝利后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面對強大的社會民意，蔣介石還不敢貿然挑起內戰。1945年8月28日，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重慶就國家的和平問題舉行談判。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途徑，同意結束國民黨的“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積極斗爭，1946年1月10日，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會議最終通過了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等五項協議。在此后一段時間內，這幾項政協協議成了人們衡量是非對錯的重要尺度：誰能堅持政協路線，誰就得人心；誰破壞政協路線，誰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民眾對立的地位，遭到人們的唾棄。
國民黨倒行逆施：把自己置于了社會的對立面
抗戰剛剛勝利，蔣介石就迅速調動后方的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的解放區集結。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當局就重新秘密印發1933年蔣介石在“圍剿”紅軍時編的《剿匪手本》，并命令閻錫山部在山西上黨地區發動對解放區的進攻。“雙十協定”剛剛簽訂，蔣介石就發布進攻解放區的密令，要求國民黨軍隊將領遵照他手訂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為了進行內戰，蔣介石進一步投靠美帝國主義，與美國政府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和協定，出賣國家的根本利益。一時間，美國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國，駐華美軍以占領者的姿態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國統區形同美國的殖民地。在完成各項戰爭準備后，1946年6月下旬，蔣介石悍然撕毀同中國共產黨達成的“停戰協定”和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達成的“政協協議”，命令國民黨軍隊22萬人圍攻鄂豫邊境的中原解放區，進攻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東北以及海南島等解放區，全面內戰由此正式爆發。飽受戰爭煎熬的中國人民再次陷于綿綿戰亂。國學大師梁漱溟當時悲嘆道：“一覺醒來，發現和平已經死了。”
蔣介石蓄意發動內戰、搞專制獨裁的行徑，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堅決反對，在國民黨統治區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內戰反獨裁運動。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愛國民主運動，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大肆打擊民主運動，迫害民主人士，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慘案。1945年12月制造了鎮壓昆明學生運動的“一二•一”慘案；1946年2月，國民黨特務破壞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制造了“較場口事件”；7月，在昆明先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愛國人士聞一多，制造了聳人聽聞的“李聞血案”。1947年7月，蔣介石發表“戡亂建國”演說，國民黨政府發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實施《后方共產黨處理方法》、《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戒嚴法》等一系列反動法令，到處征糧、抓丁、派款，任意逮捕、監禁、屠殺反內戰反饑餓的工人、學生和愛國民主人士。在10月的一個月中，上海、北平、杭州、西安等八個城市，被屠殺的群眾達2100余人。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公然誣蔑民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宣布民盟“非法”，予以“取締”，禁止其開展一切活動。11月6日，民盟總部在上海被迫解散。其他民主黨派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限制，被迫轉入地下。
蔣介石發動內戰,造成軍費激增和財政赤字日益擴大,使惡性通貨膨脹更加瘋狂,物價爆漲。以抗戰前夜的物價為標準，至1947年7月上漲了6萬倍，年底更達14.5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能買一頭牛，到1947年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民族工商業大量倒閉、破產。農業生產急劇下降，農業經濟凋敝，出現了嚴重糧荒，1946年餓死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一億以上，國統區的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解放區一派欣欣向榮: 國統區的人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與國統區的風雨如晦相比，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并在經濟上、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面實施一系列措施，解放區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中國共產黨以追求民主、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歷來反對一黨一派的專制獨裁統治，主張“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提出“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1944年9月，受中共中央之命，林伯渠在重慶舉行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建立“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主張，深得國統區民主人士的贊同。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國民黨挑起內戰，召開偽國大后,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民主黨派聯合的新民主主義的民主聯合政府。194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上，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政治綱領。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再次談到準備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反對一黨一派獨裁統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一時間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并贏得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一致擁護。
經濟上，194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廢除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十二月會議”上，制定了“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和“保護民族工商業”。解放區隨即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使得幾千年來在封建土地制度壓迫下的農民擁有屬于自己的田地，真是歡天喜地。掌握了土地的農民建立起鄉村政權，在政治上揚眉吐氣，極大地鞏固了解放區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從根本上鏟除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政權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進一步鞏固和壯大了工農聯盟。土改后，解放區的農業生產迅速恢復，手工業與副業生產大大發展，農民踴躍上交公糧。
為貫徹土地改革，加強農村的民主化，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各解放區開展了整黨運動。整黨的基本方針，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說服教育為主，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通過開展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三整（整頓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作風），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和官僚主義作風，保證共產黨能夠始終同勞動群眾完全站在一起，并領導他們前進。經過整黨，增強了黨內團結，密切了黨群關系。
各解放區在開展整黨的同時，1947年冬到1948年秋，利用戰斗間隙，人民解放軍從階級教育入手，運用訴苦、“三查”、“三整”等方法，在全軍普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在部隊實行了政治、軍事、經濟的“三大民主”，恢復與健全了黨委制，解放軍總部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全軍學習，嚴格執行。通過整軍，大大提高了解放軍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部隊的組織性、戰斗力。
解放區欣欣向榮的這番景象，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后所作的《延安歸來》中作出如是描述：在這里，實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策，人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這里的人“不論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學生裝短發，都代表十足的朝氣……”尤其是在同毛澤東的“窯洞對”中，黃炎培直率地提出一個令他本人縈繞萬千的話題，即共產黨將來取得政權后能否跳出歷朝歷代“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而毛澤東隨即充滿自信的回答，讓黃老先生心中一亮：“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摘自2008年4月1日《團結報》,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