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的愛國情懷
發布時間：2014-01-26 16: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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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他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奮斗了近一個世紀，為振興民族經濟拼搏了七十年，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風雨同舟戰斗四十余年。”這是孫起孟在悼念胡厥文一文中的一段話，對厥老一生作出了正確評價。
胡厥文（1895—1989年），又名胡保祥，江蘇嘉定人。1945年和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發起組織民建，歷任民建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1949年，胡厥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至四屆執委、第五屆常委，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胡厥文青年時代起，熱愛祖國，志存高遠。他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執教”，以實業救國。1918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機械科。為了學以致用，他決心到工廠去，從一名學徒工做起。當時進了國內最大的工廠———漢陽鐵工廠，廠長考慮他是從大學畢業的，安排他擔任幫工程師（相當于現在的助理工程師），但被謝絕了。他提出要當一名學徒工，理由是，當學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問，更能學到東西；若當幫工程師，不容易接觸實際，還不好意思問別人，不懂裝懂是學不到真東西的。他向廠長再次表示了先當學徒工的決心，得到了批準。他先到機械股當了一名鉗工，后又調到化鐵股當了一名化鐵工。在工作中不怕累，又能虛心向工人請教，與工人師傅交上了朋友，學到了技能。在勞動實踐中，他深深感到補上這一課很重要。
后來他離開了漢陽鐵工廠，到了上海同濟醫工專的實習工廠繼續實習。1922年，上海新民機器廠開工了。他回到自己經營的工廠。當時新民機器廠的對面住著一名華僑，他是英道洋行投資的藍格子木廠經理。一天，他到新民機器廠參觀，頗有感慨地說：“我們廠里需要很多機器，可惜中國人不能制造呀。”正好被胡厥文聽到，他隨即嚴肅地說：“你要什么機器，我們都可以制造！”那華僑說：“我廠有一部大型立式鋸木機，還想添一部，只怕貴廠不能造出來。”胡厥文思考，外國人能制造的我們為什么不能制造呢？隨后他到藍格子木廠看了外國制造的鋸木機，當場便充滿信心地表示可以制造出來。但那華僑還是不相信。胡厥文對他說：“我不要你的定金，機器造好后為你安裝試用，假使效能和你的外國機器一樣，你可照洋貨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機器砸碎還我，怎樣？”在這樣豪爽而自信地保證下，雙方簽下了合同。胡厥文組織工人師傅一起測繪研制，并對使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改進，按期交了貨。試車結果說明，新民機器廠制造的這臺大型鋸木機性能極好。功效提高了5%，電耗只有原來的80%。工人們欽佩新民機器廠贏得了錚錚的民族骨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銳，胡厥文感到國難當頭，焉能安業？于是他以同業公會理事長身份團結同業，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淞滬抗戰中，動員組織幾十家企業拆遷機器到滬南建立臨時工場，趕制手榴彈、炮彈、地雷、水雷，支援前線守軍———蔡廷鍇領導的第19路軍。幾十天里，他日夜奔忙，無暇理發剃須，竟至鬢髯盈頰。大家尊稱他“胡子”。他索性從這時候起蓄須以記國難，并且表示，要待抗戰勝利了才剃。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他服從抗戰需要，不顧個人犧牲，積極參與發起組織江浙滬寧百余家民營工廠內遷的壯舉。成立了遷川工廠聯合會，由他出任理事長。胡厥文帶頭把自己的所有企業遷往內地。內遷途中，歷經千難萬險，敵機轟炸使他經營的長城磚瓦廠和新民湘廠在遷移中損失殆盡。但他置個人利益于不顧，心里裝的是國家民族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把包括機械、造船、紡織、煉鋼、化工等行業146家工廠、1.46萬噸物資和2500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設法遷到后方去。這些人力和物資成為抗戰時期后方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為軍需民用生產供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我國民族工商界的一次愛國壯舉，為抗戰勝利作出的重要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抗戰勝利后，中國政局出現了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歷史抉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正在醞釀發動一場新的內戰，再次把人民拖入戰爭深淵中去。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提出要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何去何從，前途未卜。在這關鍵時刻，一批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開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認識到靠實業救國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不能為民族工商業的生產和發展爭得空間。于是就醞釀要建立一個既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團體。黃炎培這時剛從延安訪問回來，延安之行使黃炎培大開眼界，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的光明前途增強了信心。黃炎培把建立一個政黨組織的想法和胡厥文商談時，得到了胡的贊同。一致認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胡還提出工商界目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長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就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經研究，決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參加籌備工作。經過緊張的籌備，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民主建國會宣告成立。從此，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與建設為宗旨，提出推進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建設，反對破壞的政治主張，并與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一道積極投入反內戰、保和平的民主斗爭中去。胡厥文積極參與了重慶“較場口”、南京“下關”事件的斗爭，以及上海地下斗爭。在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民主人士的情況下，胡厥文作為民建會留在上海的負責人，領導臨干會堅持地下斗爭，處境十分危險，但他毫無畏懼，經受了嚴峻考驗。他根據當時上海解放已成為定局的形勢，通知民建臨干會負責宣傳的何萼梅草擬了“民主建國會歡迎解放軍宣言”和“告會員書”，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自此以后，他食宿無定，工作游擊，行蹤連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
解放以后，胡厥文懷著及其興奮的心情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他熱情地組織工商界同仁學習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共同綱領》，鼓勵同業愛國守法，積極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有關工業標準化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視。1952年，他任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總團副團長，親赴朝鮮前線，慰問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愿軍，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和教育，體會到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真諦，深感人民力量的強大，深感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獲得真正的獨立。回國后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他堅決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工作，認為這是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他積極配合政府，率先在自己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并在工商界中做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在他擔任民建領導職務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后，更加認真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民建和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四人幫”倒行逆施、橫行不法的日子里，胡厥文把他對黨和人民的熱愛，和對“四人幫”仗勢弄權、禍國殃民的嫉惡如仇埋在心底，從未動搖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決心。厥老是有名的詩人，可以從他所作的詩詞中得到印證。1976年，周總理、朱委員長和毛主席相繼與世長辭。全國人民沉浸在無限悲痛之中。厥老在家中常對子女講起周總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業師，早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后，就受到總理的幫助、教誨、關懷和幫助，是他人生中第一知己和最崇敬的一代完人。周總理逝世噩耗傳來，厥老悲痛至極，放聲痛哭，不思茶飯，茫然若失。他致電鄧大姐要她節哀，并附去“痛哭周總理逝世”的詩兩首，詩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之句，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對周總理的深厚感情。在毛主席逝世時，厥老也是以作詩和再次蓄須寄托哀思。
厥老堅定不移跟黨走，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真誠合作，并不是在表象上，而是經歷了一生實踐得出結論。厥老坦言：我這個人，秉性倔強，誰都不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理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對比中得出的結論。厥老一生走過的道路，代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思想的必然發展的趨勢，從實業救國向著社會主義救國的升華。
厥老在民建會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全國工商界中影響也很大。在文革期間，他很少參加公開的活動，但是偶然也有幾次參加，媒體在報導中只要提到了他的名字，民建和工商聯的同志就有“望胡而安”的感覺，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統一戰線還存在，大家的心里就寬慰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粉碎后，全國人民一片歡騰。此時厥老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搶時間把“四人幫”造成的巨大損失奪回來。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舉行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的意見，厥老帶頭坦誠提出，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與會的其他同志作了很好的補充。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同年6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深刻分析了我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科學界定了我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作用，鄭重宣布“脫帽”（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加冕”（加勞動者之冕）。廣大成員無不歡欣鼓舞，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工作的積極性。
粉碎“四人幫”后，年過八旬的厥老工作勁頭更足了。正當他在集中思考怎樣落實黨中央和鄧小平指示時，醫生告訴他，他的胃部有癌變，厥老很坦然，他一邊抓緊時間治療，一邊工作。他約見來京開會的上海、江蘇民建工商聯同志座談，提出“現在正是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作貢獻的黃金時代，勉勵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他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給予與會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術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假的機會，專程赴江蘇常州市考察工業發展情況。考察結束后，他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寫信，報告常州工業發展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隨即胡耀邦作出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工業入手，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這個批示厥老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節目中聽到的，他感慨地說，現在中央領導同志雷厲風行，國家前途無量。常州之行是厥老根據“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的要求親身實踐的生動體現。
厥老光輝的一生，集中體現了民建倡導的“愛國、愛黨、愛會、愛學”四愛的優良傳統。厥老愛國，關鍵時刻舍小家為國家，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前途緊密聯系結合在一起；厥老愛黨，對中國共產黨無限信任，披肝瀝膽，真誠合作；厥老愛社會主義，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厥老愛學，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這“四愛”精神是民建一代又一代的老同志在本會長期戰斗歷程中相繼努力營造出來的，是本會能夠建功立業與時俱進的精神動力。我們要以厥老為榜樣，繼承發揚會的優良傳統，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切實履行參政黨職能，加強自身建設，為鞏固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胡厥文（1895—1989年），又名胡保祥，江蘇嘉定人。1945年和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發起組織民建，歷任民建理事會理事、常務理事，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三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1949年，胡厥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至四屆執委、第五屆常委，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胡厥文青年時代起，熱愛祖國，志存高遠。他立下誓言“一不做官、二不執教”，以實業救國。1918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機械科。為了學以致用，他決心到工廠去，從一名學徒工做起。當時進了國內最大的工廠———漢陽鐵工廠，廠長考慮他是從大學畢業的，安排他擔任幫工程師（相當于現在的助理工程師），但被謝絕了。他提出要當一名學徒工，理由是，當學徒工可以放下架子，不懂就問，更能學到東西；若當幫工程師，不容易接觸實際，還不好意思問別人，不懂裝懂是學不到真東西的。他向廠長再次表示了先當學徒工的決心，得到了批準。他先到機械股當了一名鉗工，后又調到化鐵股當了一名化鐵工。在工作中不怕累，又能虛心向工人請教，與工人師傅交上了朋友，學到了技能。在勞動實踐中，他深深感到補上這一課很重要。
后來他離開了漢陽鐵工廠，到了上海同濟醫工專的實習工廠繼續實習。1922年，上海新民機器廠開工了。他回到自己經營的工廠。當時新民機器廠的對面住著一名華僑，他是英道洋行投資的藍格子木廠經理。一天，他到新民機器廠參觀，頗有感慨地說：“我們廠里需要很多機器，可惜中國人不能制造呀。”正好被胡厥文聽到，他隨即嚴肅地說：“你要什么機器，我們都可以制造！”那華僑說：“我廠有一部大型立式鋸木機，還想添一部，只怕貴廠不能造出來。”胡厥文思考，外國人能制造的我們為什么不能制造呢？隨后他到藍格子木廠看了外國制造的鋸木機，當場便充滿信心地表示可以制造出來。但那華僑還是不相信。胡厥文對他說：“我不要你的定金，機器造好后為你安裝試用，假使效能和你的外國機器一樣，你可照洋貨的8折付款；假使不能使用，你把機器砸碎還我，怎樣？”在這樣豪爽而自信地保證下，雙方簽下了合同。胡厥文組織工人師傅一起測繪研制，并對使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作了改進，按期交了貨。試車結果說明，新民機器廠制造的這臺大型鋸木機性能極好。功效提高了5%，電耗只有原來的80%。工人們欽佩新民機器廠贏得了錚錚的民族骨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銳，胡厥文感到國難當頭，焉能安業？于是他以同業公會理事長身份團結同業，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淞滬抗戰中，動員組織幾十家企業拆遷機器到滬南建立臨時工場，趕制手榴彈、炮彈、地雷、水雷，支援前線守軍———蔡廷鍇領導的第19路軍。幾十天里，他日夜奔忙，無暇理發剃須，竟至鬢髯盈頰。大家尊稱他“胡子”。他索性從這時候起蓄須以記國難，并且表示，要待抗戰勝利了才剃。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他服從抗戰需要，不顧個人犧牲，積極參與發起組織江浙滬寧百余家民營工廠內遷的壯舉。成立了遷川工廠聯合會，由他出任理事長。胡厥文帶頭把自己的所有企業遷往內地。內遷途中，歷經千難萬險，敵機轟炸使他經營的長城磚瓦廠和新民湘廠在遷移中損失殆盡。但他置個人利益于不顧，心里裝的是國家民族的需要，全身心投入把包括機械、造船、紡織、煉鋼、化工等行業146家工廠、1.46萬噸物資和2500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設法遷到后方去。這些人力和物資成為抗戰時期后方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為軍需民用生產供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我國民族工商界的一次愛國壯舉，為抗戰勝利作出的重要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于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抗戰勝利后，中國政局出現了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歷史抉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正在醞釀發動一場新的內戰，再次把人民拖入戰爭深淵中去。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大眾的利益，提出要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何去何從，前途未卜。在這關鍵時刻，一批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開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認識到靠實業救國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不能為民族工商業的生產和發展爭得空間。于是就醞釀要建立一個既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團體。黃炎培這時剛從延安訪問回來，延安之行使黃炎培大開眼界，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的光明前途增強了信心。黃炎培把建立一個政黨組織的想法和胡厥文商談時，得到了胡的贊同。一致認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實業，還必須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胡還提出工商界目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長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團體，就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經研究，決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參加籌備工作。經過緊張的籌備，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民主建國會宣告成立。從此，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
民建成立后，以民主與建設為宗旨，提出推進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建設，反對破壞的政治主張，并與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一道積極投入反內戰、保和平的民主斗爭中去。胡厥文積極參與了重慶“較場口”、南京“下關”事件的斗爭，以及上海地下斗爭。在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民主人士的情況下，胡厥文作為民建會留在上海的負責人，領導臨干會堅持地下斗爭，處境十分危險，但他毫無畏懼，經受了嚴峻考驗。他根據當時上海解放已成為定局的形勢，通知民建臨干會負責宣傳的何萼梅草擬了“民主建國會歡迎解放軍宣言”和“告會員書”，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自此以后，他食宿無定，工作游擊，行蹤連家里的人都不知道，直至上海解放后才回到家中。
解放以后，胡厥文懷著及其興奮的心情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他熱情地組織工商界同仁學習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共同綱領》，鼓勵同業愛國守法，積極為國家建設出謀劃策。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有關工業標準化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視。1952年，他任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總團副團長，親赴朝鮮前線，慰問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愿軍，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和教育，體會到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真諦，深感人民力量的強大，深感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獲得真正的獨立。回國后不久，中共中央公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他堅決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工作，認為這是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他積極配合政府，率先在自己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并在工商界中做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在他擔任民建領導職務和國家領導職務以后，更加認真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民建和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四人幫”倒行逆施、橫行不法的日子里，胡厥文把他對黨和人民的熱愛，和對“四人幫”仗勢弄權、禍國殃民的嫉惡如仇埋在心底，從未動搖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的決心。厥老是有名的詩人，可以從他所作的詩詞中得到印證。1976年，周總理、朱委員長和毛主席相繼與世長辭。全國人民沉浸在無限悲痛之中。厥老在家中常對子女講起周總理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業師，早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后，就受到總理的幫助、教誨、關懷和幫助，是他人生中第一知己和最崇敬的一代完人。周總理逝世噩耗傳來，厥老悲痛至極，放聲痛哭，不思茶飯，茫然若失。他致電鄧大姐要她節哀，并附去“痛哭周總理逝世”的詩兩首，詩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之句，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對周總理的深厚感情。在毛主席逝世時，厥老也是以作詩和再次蓄須寄托哀思。
厥老堅定不移跟黨走，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真誠合作，并不是在表象上，而是經歷了一生實踐得出結論。厥老坦言：我這個人，秉性倔強，誰都不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理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對比中得出的結論。厥老一生走過的道路，代表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愛國主義思想的必然發展的趨勢，從實業救國向著社會主義救國的升華。
厥老在民建會內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全國工商界中影響也很大。在文革期間，他很少參加公開的活動，但是偶然也有幾次參加，媒體在報導中只要提到了他的名字，民建和工商聯的同志就有“望胡而安”的感覺，象征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統一戰線還存在，大家的心里就寬慰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粉碎后，全國人民一片歡騰。此時厥老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搶時間把“四人幫”造成的巨大損失奪回來。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舉行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的意見，厥老帶頭坦誠提出，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與會的其他同志作了很好的補充。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同年6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深刻分析了我國社會階級狀況的根本變化，科學界定了我國民主黨派的性質和作用，鄭重宣布“脫帽”（摘去資產階級的帽子）、“加冕”（加勞動者之冕）。廣大成員無不歡欣鼓舞，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工作的積極性。
粉碎“四人幫”后，年過八旬的厥老工作勁頭更足了。正當他在集中思考怎樣落實黨中央和鄧小平指示時，醫生告訴他，他的胃部有癌變，厥老很坦然，他一邊抓緊時間治療，一邊工作。他約見來京開會的上海、江蘇民建工商聯同志座談，提出“現在正是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作貢獻的黃金時代，勉勵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他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給予與會同志以莫大的鞭策。厥老做了手術后不久，利用去南方休假的機會，專程赴江蘇常州市考察工業發展情況。考察結束后，他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寫信，報告常州工業發展情況及存在的問題。隨即胡耀邦作出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工業入手，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這個批示厥老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節目中聽到的，他感慨地說，現在中央領導同志雷厲風行，國家前途無量。常州之行是厥老根據“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的要求親身實踐的生動體現。
厥老光輝的一生，集中體現了民建倡導的“愛國、愛黨、愛會、愛學”四愛的優良傳統。厥老愛國，關鍵時刻舍小家為國家，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前途緊密聯系結合在一起；厥老愛黨，對中國共產黨無限信任，披肝瀝膽，真誠合作；厥老愛社會主義，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厥老愛學，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這“四愛”精神是民建一代又一代的老同志在本會長期戰斗歷程中相繼努力營造出來的，是本會能夠建功立業與時俱進的精神動力。我們要以厥老為榜樣，繼承發揚會的優良傳統，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切實履行參政黨職能，加強自身建設，為鞏固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