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溫臺發展困局
發布時間：2014-12-18 10: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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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浙江發展改革研究所所長 卓勇良
在浙江，人們習慣把溫州和臺州稱作溫臺。改革開放頭20余年，溫臺發展速度并列浙江前列；最近10年，溫臺發展速度雙雙跌至浙江末位。
概括而言，溫臺經濟發展當前遭遇三大問題：一是改革滯后形成的制度供給短缺，二是轉型滯后形成的資源要素供給短缺，三是2009年信貸大投放引起的企業債務危機。
溫臺警示
溫臺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浙江改革發展的輝煌成就。然而溫臺經濟有一個共同的較大問題，大致均為低水平粗放型經濟。典型的如低技術水平的組裝加工，以及合成革、服裝、鞋等產業的比重長期較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明顯慢于全省。
2004年全國縮小建設用地閘門。而粗放型經濟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高度依賴土地等要素投入。溫臺人均耕地僅0.3和0.4畝，全省最低，僅為全國平均的1/3至1/4左右。按理說，由此形成的土地緊缺“倒逼機制”，將促使溫臺從粗放外延走向集約內涵。然而此時中西部建設用地大增，一些省份競相以低地價招商引資。溫臺企業不僅沒有集約發展，反而大批出走省外“復制”傳統產業。起家于溫州的青山控股集團，生產基地均已在溫州以外，2013年生產不銹鋼粗鋼300萬噸，銷售產值508億元。
這里還有一個較大問題。隨著中國經濟成本敏感性逐漸增強，一些制造業企業開始按“銷地產”要求，在全國布局生產，進一步影響溫臺投資和經濟增長。
按照溫臺區位和資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大致可有3個途徑：一是企業加快做大做強，及時將改革先發優勢轉變為競爭先發優勢：二是加快發展總部型制造業，及時破解區位和資源困境；三是展開全國范圍內的資本經營，及時將改革紅利轉變為現代多元經營資本。這樣，在當地制造業因空間局促而遭遇土地瓶頸，創業者因出身草根而遭遇素質制約，企業因“銷地產”需要而大舉向外投資之時，當地經濟加快轉型，區域發展持續輝煌。
然而具體推進均有相當難度。企業做大做強遭遇素質性、資源性及當地文化習俗等多重因素制約，總部型制造業因區位及體制機制等原因對當地促進有限，資本經營遭遇監管當局嚴厲規制。
溫臺發展長期內還有一個較大問題，即經濟增長對區域發展促進作用較小。社會發展滯后，累及經濟增長受阻。雖然浙江各地都有這一問題，但溫臺比較突出。社會事業發展緩慢，一方面當然是經濟發展水平尚低所致，但分配關系也是重要原因。如果簡單地把企業收益定義為用于自身和回報社會兩大部分，則溫臺企業回報社會部分明顯少于浙江其他區域，從而影響社會發展。且溫臺財政收入和支出明顯低于全省。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低的后果，是當地公共服務水平較低。
此外，長期低工資鎖定了長期的低水平繁榮。在低工資下，當地服務業難以較快發展，臟亂差難以較好治理，城市品位難以快速提升。溫州城鄉結合部建設水平，遠遠低于杭嘉湖縣級市市區。城鄉居民消費結構長期難以轉型升級，企業發展缺少可資依賴的當地市場。
社會發展長期滯后，對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嚴重殺傷力。在教育衛生事業長期難有相應水準的情況下，全社會人口的文化和身體素質都難以有較大提高。在區域文化建設長期滯后情況下，區域社會文化素質長期難以提高。這兩個原因進而導致，企業創新發展缺少具有濃厚鄉土情結的當地高素質人力資本，企業轉型發展缺少可資依賴的高水準社會文化氛圍。社會創造力難以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社會阻力逐漸上升。溫臺企業給自己的長遠發展釀了一杯苦酒，形成內生的發展障礙。
溫臺轉型
溫臺轉型或可有3個方向。首先是制造業提升，這就當前而言是基礎，但溫州制造業在本地經濟中的重要性，今后或將有所降低。其次是資本經營，基于豐厚的民間資本，溫臺完全應該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區域金融投資中心，并由此展開國際商務活動。再次是城市化，從地形狀況和空間結構而言，溫臺應加快全域城市化，構建濱海城市帶，加快促進社會發展。
溫臺轉型亦可在3個方面并重推進。首先是全國及全球發展環境變化，引致溫臺民營經濟內生性轉型。其次是溫臺黨委政府銳意改革，清除積弊，優化區域商務和發展環境，轉變區域價值和行為方式，一定程度地加快區域發展。再一個方面，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出臺一系列有力舉措，激發溫臺形成新的活力。
首先，所謂的溫臺民營經濟內生性轉型早已展開，溫臺最早感受到了環境資源和勞動力等基本變量的轉折性變化。溫臺土地集約利用遠遠走在全省前列，2011年，溫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畝均增加值等三大土地利用指標，均大幅高于全省平均，居全省11市第一位。溫臺產業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溫州2013年與2007年相比，第三產業比重上升4.1個百分點，達到46.8％；臺州上升5.8個百分點，達到45.2％。溫州制造業的行業集中度近幾年進一步提高，優勢行業也進一步趨強。暴風雨還可以更猛烈一些，溫臺民營資本的內生性轉型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實際。
其次是區域推動的改革，或應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以經濟體制為重點推進改革，是就全國而言。而在溫臺，民營經濟主體格局早已形成，國有經濟雖仍需改革，但已遠非重點。同時就地方政府而言，當前亦缺少經濟領域改革的相應空間。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力，社會體制改革為支撐力，政府改革為服務力。三力之中，地方政府對于社會改革和政府改革，或有較大空間及自主。具體可以有政府自身的改革轉型，以及社會服務提升、社會管理創新、社會組織發育、社區功能和社會監督增強等改革。
再次是中央政府推動的改革。這里包括確立民營經濟主體地位、金融、農村產權、城市化、公務員改革等。中央政府銳意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舉措將產生兩大效應，一方面是優化調整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約束條件，另一方面是極大激發溫臺民營資本活力。
溫臺重振
在中央政府層面，有必要重新審視1995年提出的區域協調發展思路，再次明確沿海地區應作為全國發展的“引擎”，促進溫臺重振。
中國區域經濟自2005年以來，中西部發展加快，沿海發展放慢，過早結束了沿海地區的經濟集聚趨勢。2005年，沿海自遼寧至廣東9省市GDP占全國55.6％，2013年降低為51.8％，8年降低了3.8個百分點，中國人口向沿海地區的集聚亦出現停滯。在這一過程中，中西部持續擴張又重又黑的產業結構，全國范圍的粗放增長越演越烈。
全球凡有海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本都集中在海岸帶上。在當前中國人口增長放慢下，沿海人口比重上升，意味著中西部生態環境保護加強，以及沿海要素的高效集聚利用。
溫臺快速發展，可以說是得益于改革開放迅猛推進，以及加快沿海發展的大戰略；而溫臺發展放慢，亦可說是受制于改革放慢，以及新世紀之后沿海在整體上的增長回落。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整體放慢。在這一重大轉變的轉折點上，特別需要有若干個區域，在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下繼續較快發展，作為增強中國整體轉型的重要支撐。而包括溫臺在內的沿海地區，從全球現代經濟增長、資源環境條件以及地域政治等方面看，完全應該成為這樣的支撐。推進和加快溫臺轉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是當前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命題。
——摘自2014年18期《南風窗》
概括而言，溫臺經濟發展當前遭遇三大問題：一是改革滯后形成的制度供給短缺，二是轉型滯后形成的資源要素供給短缺，三是2009年信貸大投放引起的企業債務危機。
溫臺警示
溫臺經濟的迅速崛起，是浙江改革發展的輝煌成就。然而溫臺經濟有一個共同的較大問題，大致均為低水平粗放型經濟。典型的如低技術水平的組裝加工，以及合成革、服裝、鞋等產業的比重長期較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明顯慢于全省。
2004年全國縮小建設用地閘門。而粗放型經濟以外延擴大再生產為主，高度依賴土地等要素投入。溫臺人均耕地僅0.3和0.4畝，全省最低，僅為全國平均的1/3至1/4左右。按理說，由此形成的土地緊缺“倒逼機制”，將促使溫臺從粗放外延走向集約內涵。然而此時中西部建設用地大增，一些省份競相以低地價招商引資。溫臺企業不僅沒有集約發展，反而大批出走省外“復制”傳統產業。起家于溫州的青山控股集團，生產基地均已在溫州以外，2013年生產不銹鋼粗鋼300萬噸，銷售產值508億元。
這里還有一個較大問題。隨著中國經濟成本敏感性逐漸增強，一些制造業企業開始按“銷地產”要求，在全國布局生產，進一步影響溫臺投資和經濟增長。
按照溫臺區位和資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大致可有3個途徑：一是企業加快做大做強，及時將改革先發優勢轉變為競爭先發優勢：二是加快發展總部型制造業，及時破解區位和資源困境；三是展開全國范圍內的資本經營，及時將改革紅利轉變為現代多元經營資本。這樣，在當地制造業因空間局促而遭遇土地瓶頸，創業者因出身草根而遭遇素質制約，企業因“銷地產”需要而大舉向外投資之時，當地經濟加快轉型，區域發展持續輝煌。
然而具體推進均有相當難度。企業做大做強遭遇素質性、資源性及當地文化習俗等多重因素制約，總部型制造業因區位及體制機制等原因對當地促進有限，資本經營遭遇監管當局嚴厲規制。
溫臺發展長期內還有一個較大問題，即經濟增長對區域發展促進作用較小。社會發展滯后，累及經濟增長受阻。雖然浙江各地都有這一問題，但溫臺比較突出。社會事業發展緩慢，一方面當然是經濟發展水平尚低所致，但分配關系也是重要原因。如果簡單地把企業收益定義為用于自身和回報社會兩大部分，則溫臺企業回報社會部分明顯少于浙江其他區域，從而影響社會發展。且溫臺財政收入和支出明顯低于全省。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低的后果，是當地公共服務水平較低。
此外，長期低工資鎖定了長期的低水平繁榮。在低工資下，當地服務業難以較快發展，臟亂差難以較好治理，城市品位難以快速提升。溫州城鄉結合部建設水平，遠遠低于杭嘉湖縣級市市區。城鄉居民消費結構長期難以轉型升級，企業發展缺少可資依賴的當地市場。
社會發展長期滯后，對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嚴重殺傷力。在教育衛生事業長期難有相應水準的情況下，全社會人口的文化和身體素質都難以有較大提高。在區域文化建設長期滯后情況下，區域社會文化素質長期難以提高。這兩個原因進而導致，企業創新發展缺少具有濃厚鄉土情結的當地高素質人力資本，企業轉型發展缺少可資依賴的高水準社會文化氛圍。社會創造力難以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社會阻力逐漸上升。溫臺企業給自己的長遠發展釀了一杯苦酒，形成內生的發展障礙。
溫臺轉型
溫臺轉型或可有3個方向。首先是制造業提升，這就當前而言是基礎，但溫州制造業在本地經濟中的重要性，今后或將有所降低。其次是資本經營，基于豐厚的民間資本，溫臺完全應該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區域金融投資中心，并由此展開國際商務活動。再次是城市化，從地形狀況和空間結構而言，溫臺應加快全域城市化，構建濱海城市帶，加快促進社會發展。
溫臺轉型亦可在3個方面并重推進。首先是全國及全球發展環境變化，引致溫臺民營經濟內生性轉型。其次是溫臺黨委政府銳意改革，清除積弊，優化區域商務和發展環境，轉變區域價值和行為方式，一定程度地加快區域發展。再一個方面，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出臺一系列有力舉措，激發溫臺形成新的活力。
首先，所謂的溫臺民營經濟內生性轉型早已展開，溫臺最早感受到了環境資源和勞動力等基本變量的轉折性變化。溫臺土地集約利用遠遠走在全省前列，2011年，溫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畝均增加值等三大土地利用指標，均大幅高于全省平均，居全省11市第一位。溫臺產業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溫州2013年與2007年相比，第三產業比重上升4.1個百分點，達到46.8％；臺州上升5.8個百分點，達到45.2％。溫州制造業的行業集中度近幾年進一步提高，優勢行業也進一步趨強。暴風雨還可以更猛烈一些，溫臺民營資本的內生性轉型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實際。
其次是區域推動的改革，或應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以經濟體制為重點推進改革，是就全國而言。而在溫臺，民營經濟主體格局早已形成，國有經濟雖仍需改革，但已遠非重點。同時就地方政府而言，當前亦缺少經濟領域改革的相應空間。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力，社會體制改革為支撐力，政府改革為服務力。三力之中，地方政府對于社會改革和政府改革，或有較大空間及自主。具體可以有政府自身的改革轉型，以及社會服務提升、社會管理創新、社會組織發育、社區功能和社會監督增強等改革。
再次是中央政府推動的改革。這里包括確立民營經濟主體地位、金融、農村產權、城市化、公務員改革等。中央政府銳意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舉措將產生兩大效應，一方面是優化調整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約束條件，另一方面是極大激發溫臺民營資本活力。
溫臺重振
在中央政府層面，有必要重新審視1995年提出的區域協調發展思路，再次明確沿海地區應作為全國發展的“引擎”，促進溫臺重振。
中國區域經濟自2005年以來，中西部發展加快，沿海發展放慢，過早結束了沿海地區的經濟集聚趨勢。2005年，沿海自遼寧至廣東9省市GDP占全國55.6％，2013年降低為51.8％，8年降低了3.8個百分點，中國人口向沿海地區的集聚亦出現停滯。在這一過程中，中西部持續擴張又重又黑的產業結構，全國范圍的粗放增長越演越烈。
全球凡有海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本都集中在海岸帶上。在當前中國人口增長放慢下，沿海人口比重上升，意味著中西部生態環境保護加強，以及沿海要素的高效集聚利用。
溫臺快速發展，可以說是得益于改革開放迅猛推進，以及加快沿海發展的大戰略；而溫臺發展放慢，亦可說是受制于改革放慢，以及新世紀之后沿海在整體上的增長回落。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整體放慢。在這一重大轉變的轉折點上，特別需要有若干個區域，在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下繼續較快發展，作為增強中國整體轉型的重要支撐。而包括溫臺在內的沿海地區，從全球現代經濟增長、資源環境條件以及地域政治等方面看，完全應該成為這樣的支撐。推進和加快溫臺轉型，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是當前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命題。
——摘自2014年18期《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