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紀念包達三先生
發布時間：2015-12-01 15: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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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紅梅
2015年9月27日，鳳凰衛視制作播出的《我的中國心－民建先驅包達三》受得了海外華人和工商界的關注。觀眾從中了解了一位曾經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出席開國大典的民主黨派人士傳奇的一生。
與蔣介石金蘭結義
包達三先生1884年出生在寧波鎮海，早在1900年，16歲的包達三從家鄉走出來，先在蘇州上海當學徒，1906年，包達三考上公費生，東渡日本，學習商科，后轉到明治大學攻讀法律。在此期間閱讀了多篇揭露清廷腐朽統治的戰斗檄文，親耳聆聽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演講，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為早期盟員，并結識了蔣介石、傅筱庵、張群、周佛海等。由于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包達三在日本期間與蔣介石、張群等人結為金蘭十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地紛紛響應，包達三中斷學業與蔣介石、張群等，于10月30日同船抵達上海，參加敢死隊，攻打上海南市的江南制造總局。上海光復當晚，包達三等敢死隊員再南下奔赴杭州，會合駐杭新軍和各地會黨攻克浙江巡撫衙門，光復了杭州，在上海和杭州光復的兩次武裝進攻中包達三身負6處槍傷，革命意志勇不可擋，這一時期包達三與蔣介石的友誼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然而光復勝利后，包達三目睹同盟會陳其美與光復會李燮和為爭奪滬軍總督職位勾心斗角成白熱化，選舉現場幾乎釀成同室操戈的血案，之后蔣介石深得陳其美的信任，強借庫銀擴充軍費、參與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目睹當初生死與共浴血奮戰的革命同伴如今落到手足相殘，包達三滿懷悲憤遂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再后來袁世凱復辟，各方軍閥割據，孫中山被逼出走，宋教仁被刺殺、陳其美被刺殺，一時間華夏大地烽火連天刀光劍影。“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孫中山的話在包達三耳邊縈繞，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誰能拯救中國？經過認真的思索，包達三認清了形勢，決定棄政從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與周恩來深厚友誼
1918年后，包達三從蛋粉廠起家，后又創辦了漁業公司，還聯合盛丕華等商界精英一起創辦了中國首家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一時間在上海灘生意風生水起。
在這期間，包達三結識了周恩來，黃埔軍校出身的周恩來與同盟會出身的革命義士包達三可謂是惺惺相惜，相見恨晚。在包達三與周恩來的頻繁接觸過程中，包達三開始被共產黨的主張和思想所影響，也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感染，這一次他選擇站在正義的一方，包達三家所居住的大通別墅11號成為了共產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同時蔣介石也不忘這位昔日的結義袍兄，他見識過光復時包達三的勇猛，希望重新爭取包達三，他知道如果包達三被共產黨爭取的話對他的威脅將是不可估量的，蔣介石委托同鄉虞洽卿前往包家送了一盒高麗參并轉達蔣介石希望與他攜手的意愿，包達三以不問政治為由委婉回絕了。接著蔣介石再唆使地痞以浙江省財政廳長徐郛借款的名義夜闖包宅強行敲詐了十萬銀元，這使得當時包家幾近破產，這也使包達三徹底認清了蔣介石的真實面目，就此與其絕交。這件事情使得包達三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們明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
在許英夫人的支持下，包達三理順頭腦重新創業。幾年功夫，包達三又成為上海頗具實力的資本家，出任上海寧商總會理事等職。包達三表面上與政治絕緣，暗地里常為共產黨做些事情，與周恩來的關系也幾經磨礪越煉越深。
歷史長河往往就是這樣有著無數的巧合，在奔流途中不斷遇險、碰撞、轉彎，但終究會奔流向海。
歷史關口的重大抉擇
無論是與蔣介石的結義到斷袍，還是與周恩來的君子之交，包達三在許多重大歷史關口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衡量的標準就是正義二字。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百業凋敝，許多工商業者都南下逃亡到香港，包達三一家則選擇留在上海，資助新四軍抗日。寧波同鄉傅筱庵奴顏曲膝投靠了日本人，出任大道市政府即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威逼利誘想請包達三出任實業部長，包達三痛罵傅筱庵當漢奸會遺臭萬年，之后他不惜隱姓埋名以失蹤來拒絕出任日偽政府任何職務。
1945年12月16日由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教育家在重慶創立了中國民主建國會。抗戰勝利后，包達三的好友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等由重慶抵滬，暫寓包家大通別墅。在他們的影響下，包達三參加了民主建國會。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前夕，上海50多個人民團體推舉馬敘倫、盛丕華、蕢延芳、包達三等11人，組成和平代表團，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呼吁停止內戰。在南京下關車站，慘遭國民黨特務圍攻毆打，包達三身負重傷。次日，包達三仍與黃炎培、盛丕華、蕢延芳、張韈伯等出席國民黨參政會舉行的招待會和在大陸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控訴下關暴行，呼吁停止內戰。這次斗爭，更加堅定了包達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民主建國理想而斗爭的意志。為了支持民主運動，包達三賣掉40畝地產，以200兩黃金換成美鈔一萬元，充作活動經費。在上海與黃炎培、楊衛玉、盛丕華、胡厥文、陳巳生、徐永祚等人，通過多種名目的“聚餐會”形式，開展爭民主、反內戰的斗爭。
1949年3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包達三與黃炎培、俞寰澄等從香港赴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9月，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擔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參與《共同綱領》的制訂，并參加開國大典。
建國后周恩來總理曾邀請包達三到北京出任食品部部長，包達三因身體原因婉拒了。1951年，經毛澤東主席提議包達三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擔任浙江省副省長，同年創建浙江省民建會和工商聯分別任第一任主委。1954年9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2年，包達三將自己所有的財產，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全部捐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他說：“我之贊成社會主義，是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驗出來的。中國人，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無論從國家、從個人來打算，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是沒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1957年包達三先生因病在杭州去世。總結包達三先生的一生，他是一個辛亥革命的猛士、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士、一個愛國民主人士、一個成功的工商界領袖更是中國共產黨的風雨同舟人。
（載轉自《聯合時報》2014年12月26日第六版）
與蔣介石金蘭結義
包達三先生1884年出生在寧波鎮海，早在1900年，16歲的包達三從家鄉走出來，先在蘇州上海當學徒，1906年，包達三考上公費生，東渡日本，學習商科，后轉到明治大學攻讀法律。在此期間閱讀了多篇揭露清廷腐朽統治的戰斗檄文，親耳聆聽了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演講，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為早期盟員，并結識了蔣介石、傅筱庵、張群、周佛海等。由于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包達三在日本期間與蔣介石、張群等人結為金蘭十兄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地紛紛響應，包達三中斷學業與蔣介石、張群等，于10月30日同船抵達上海，參加敢死隊，攻打上海南市的江南制造總局。上海光復當晚，包達三等敢死隊員再南下奔赴杭州，會合駐杭新軍和各地會黨攻克浙江巡撫衙門，光復了杭州，在上海和杭州光復的兩次武裝進攻中包達三身負6處槍傷，革命意志勇不可擋，這一時期包達三與蔣介石的友誼達到了歷史最高峰。
然而光復勝利后，包達三目睹同盟會陳其美與光復會李燮和為爭奪滬軍總督職位勾心斗角成白熱化，選舉現場幾乎釀成同室操戈的血案，之后蔣介石深得陳其美的信任，強借庫銀擴充軍費、參與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目睹當初生死與共浴血奮戰的革命同伴如今落到手足相殘，包達三滿懷悲憤遂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再后來袁世凱復辟，各方軍閥割據，孫中山被逼出走，宋教仁被刺殺、陳其美被刺殺，一時間華夏大地烽火連天刀光劍影。“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孫中山的話在包達三耳邊縈繞，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誰能拯救中國？經過認真的思索，包達三認清了形勢，決定棄政從商，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與周恩來深厚友誼
1918年后，包達三從蛋粉廠起家，后又創辦了漁業公司，還聯合盛丕華等商界精英一起創辦了中國首家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一時間在上海灘生意風生水起。
在這期間，包達三結識了周恩來，黃埔軍校出身的周恩來與同盟會出身的革命義士包達三可謂是惺惺相惜，相見恨晚。在包達三與周恩來的頻繁接觸過程中，包達三開始被共產黨的主張和思想所影響，也被周恩來的人格魅力所感染，這一次他選擇站在正義的一方，包達三家所居住的大通別墅11號成為了共產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同時蔣介石也不忘這位昔日的結義袍兄，他見識過光復時包達三的勇猛，希望重新爭取包達三，他知道如果包達三被共產黨爭取的話對他的威脅將是不可估量的，蔣介石委托同鄉虞洽卿前往包家送了一盒高麗參并轉達蔣介石希望與他攜手的意愿，包達三以不問政治為由委婉回絕了。接著蔣介石再唆使地痞以浙江省財政廳長徐郛借款的名義夜闖包宅強行敲詐了十萬銀元，這使得當時包家幾近破產，這也使包達三徹底認清了蔣介石的真實面目，就此與其絕交。這件事情使得包達三和他所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們明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
在許英夫人的支持下，包達三理順頭腦重新創業。幾年功夫，包達三又成為上海頗具實力的資本家，出任上海寧商總會理事等職。包達三表面上與政治絕緣，暗地里常為共產黨做些事情，與周恩來的關系也幾經磨礪越煉越深。
歷史長河往往就是這樣有著無數的巧合，在奔流途中不斷遇險、碰撞、轉彎，但終究會奔流向海。
歷史關口的重大抉擇
無論是與蔣介石的結義到斷袍，還是與周恩來的君子之交，包達三在許多重大歷史關口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衡量的標準就是正義二字。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百業凋敝，許多工商業者都南下逃亡到香港，包達三一家則選擇留在上海，資助新四軍抗日。寧波同鄉傅筱庵奴顏曲膝投靠了日本人，出任大道市政府即上海市市長，傅筱庵威逼利誘想請包達三出任實業部長，包達三痛罵傅筱庵當漢奸會遺臭萬年，之后他不惜隱姓埋名以失蹤來拒絕出任日偽政府任何職務。
1945年12月16日由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教育家在重慶創立了中國民主建國會。抗戰勝利后，包達三的好友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等由重慶抵滬，暫寓包家大通別墅。在他們的影響下，包達三參加了民主建國會。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前夕，上海50多個人民團體推舉馬敘倫、盛丕華、蕢延芳、包達三等11人，組成和平代表團，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呼吁停止內戰。在南京下關車站，慘遭國民黨特務圍攻毆打，包達三身負重傷。次日，包達三仍與黃炎培、盛丕華、蕢延芳、張韈伯等出席國民黨參政會舉行的招待會和在大陸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控訴下關暴行，呼吁停止內戰。這次斗爭，更加堅定了包達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實現民主建國理想而斗爭的意志。為了支持民主運動，包達三賣掉40畝地產，以200兩黃金換成美鈔一萬元，充作活動經費。在上海與黃炎培、楊衛玉、盛丕華、胡厥文、陳巳生、徐永祚等人，通過多種名目的“聚餐會”形式，開展爭民主、反內戰的斗爭。
1949年3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包達三與黃炎培、俞寰澄等從香港赴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9月，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擔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參與《共同綱領》的制訂，并參加開國大典。
建國后周恩來總理曾邀請包達三到北京出任食品部部長，包達三因身體原因婉拒了。1951年，經毛澤東主席提議包達三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擔任浙江省副省長，同年創建浙江省民建會和工商聯分別任第一任主委。1954年9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2年，包達三將自己所有的財產，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全部捐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他說：“我之贊成社會主義，是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驗出來的。中國人，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無論從國家、從個人來打算，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是沒有光明大道可走的。”
1957年包達三先生因病在杭州去世。總結包達三先生的一生，他是一個辛亥革命的猛士、一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戰士、一個愛國民主人士、一個成功的工商界領袖更是中國共產黨的風雨同舟人。
（載轉自《聯合時報》2014年12月26日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