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辦校史 感恩民建情
發布時間：2015-12-10 15: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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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年是建會70周年、浙江民建成立60周年，為回顧會的光榮歷史，弘揚會的優良傳統，根據省委會系列紀念活動安排，省委會特開展民建老同志口述會史攝制工作，以多媒體手段，采訪民建會員，記錄民建故事，存史資政，以史育人。目前已完成了第一批10位老會員的采訪，從本期開始，將逐步刊登口述文字整理稿，以饗讀者。
回憶辦校史 感恩民建情
講述人：徐壽松
徐壽松，1917年11月生，1950年6月加入民建。曾任杭州針織廠經理，1979年退休之后和其他民建會員一起籌建錢江業余學校，并任錢江業余學校常務副校長，曾獲得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等稱號。
解放前我在杭州針織廠（六一織造廠）任經理，當時杭州民建副主委胡海秋任總經理。我很幸運，1950年由胡海秋介紹參加了民建，在中國共產黨和民建的教育下，我順利度過了“五反”運動和文化大革命。1979年我從企業退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摘掉資本家的帽子,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工商業者由剝削者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大家歡欣鼓舞，我內心充滿對黨感恩之情。這時省民建、省工商聯領導湯元炳老先生提出要創辦錢江業余學校（以下簡稱錢江），委派了以詹少文同志為首，陸成章、錢志勤、祁祖銓、金絳年和我先后籌建。
當時在沒有校舍、沒有教師、沒有教材的“三無”情況下，因陋就簡，艱苦創業，我們租借日校（新華中學）教室，在晚上上課，請日校教師在業余時間教課。還經過三顧茅廬，總算請到了三位杭州大學的英語老師，由他們推薦各種教材，共同制訂課程計劃。學校于1979年3月正式開學，開了12個班，招了456名學生，全部是商業系統的。因那時大批下鄉知青都回城，他們中途輟學，渴望學習知識技術。杭州市商業局下屬單位零售批發商店有很多職工，他們文化水平很低，有的連珠算也不會。我們去招生時，他們很歡迎，稱錢江業余學校是“及時雨”。這樣學校在第二學年，就擴大到86個班，學生4270人。在以后兩、三年里，班級和學生以幾何級數般增加，到1984年春季學期，學校共有總校一所，分校三所，每學期均有200個左右班級，一萬名左右學生。1982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開辦了國家承認學歷的大專班，錢江業余學校成為一所多層次（初、高中、中專、大專）、多學科（英語、日語、財務會計、美術、電工等），有相當規模的學校。
當時民建對錢江也經常給予關懷支持，省市民建領導常常參加民建錢江支部的組織活動，給予具體指導。民建中央給學校和辦學人員表彰和鼓勵，還介紹農業部委托學校舉辦全國鄉鎮企業財會人員培訓班，計三期共400余人，還介紹了北大與錢江聯合辦班，后因生源不足，未開辦。1984年時任省委書記李豐平在省人大會上表彰錢江辦學，時任省長薛駒在接見記者時提出要學習錢江精神；《浙江日報》為此以整版篇幅介紹了錢江辦學情況；中央商業部省商業廳給予學校表彰和獎勵；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省市政府先后表彰錢江為職工教育先進單位；辦學人員中不少人均評為國家省市教育部門的職工教育先進個人的勞模。各地兄弟學校紛紛前來參觀取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勞工局亦來參觀訪問。
學校能這樣迅速發展，我體會是有各種因素的作用：黨的英明政策，允許工商界辦學，組織上的領導支持，加上知青回城的良好機遇以及全校師生員工共同努力等。錢江是由辦學人員（老師）、教師和學生三個方面的人員組成，大家情義互動，干勁疊加。辦學老師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感動了教師和學生；教師的精心授課、學生的勤奮好學，也感動了辦學老師，相互感動，相互促進，同時這三方面的干勁疊加后，形成巨大的合力，使學校快速發展愈辦愈好。這可用聲學中“同頻共振”四個字來形容（頻率就是辦好學校，共振就是共同努力），錢江能快速發展是“同頻共振”的結果。
錢江的辦學人員都是退休的民建成員（開始時約15人，后陸續發展有離退休干部教師等參加）。大家遵循民建中央提出的“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號召，把對黨感恩圖報之情轉化成火山噴發般的熱情和毅力，忘我勞動，日以繼夜，做好大量繁重的教學工作。每逢寒假暑假，是錢江的“雙搶”季節，既要寄發九千份左右的成績報告單，同時要招收新生四千多名。每個辦學老師都要分管幾個班到幾十個班，負責各班的考試錄取注冊交費，考勤考績，聽課聯系老師學生等工作。大家不計時間，不辭辛勞，不講報酬，不論三九嚴寒，酷暑炎熱，除白天工作外，每晚總要到九、十點鐘才回家，工作忙來不及吃飯，經常拿方便面和面包充饑。有的腿骨撞傷未愈，扶著手杖來校，有的高血壓頭脹正常辦公，有的膽結石開刀剛出院就來上班。大家都說，我們離家一星期可以，但一天不去校就不放心，因為我們在培養四化人才，這才是當務之急!大家雖然上了年紀，為檢查教學情況，每晚從東教學樓到西教學樓，還是跑幾趟。湯元炳老先生親切勸告，你們要注意身體！然我們看到學生學了外語和財會在單位就能使用，感到莫大的欣慰，心情喜悅，忘記了身上的一些疾病，仿佛年輕了二十歲。
教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要提高教學質量，首先要依靠教師，尊重教師。他們來校上課時，我們在門口迎接，親切交談，送上茶，準備好點名冊、教具講義，課后倒回水，送毛巾。遇教師患病，學校派人去醫院看望，節日去教師家送禮品。天熱送冷飲，路遠給車貼。有一次有一教師自行車撞倒了行人，打電話來請假，學校派了總務處老師去處理，請教師回校安心上課。我們十分重視教師的意見，主動與教師商討教學上問題，聽取建議。由于尊重關心教師，教師更致力于教學，并對學校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有的說，看了你們辦學精神，我將永遠在錢江教課，共同把學校辦好；有的說，即使在錢江喝開水也覺得甜的；也有的說，即使不給報酬，我也會在錢江上課。他們精心備課，以淵博豐富的學識，生動活潑的教學藝術，吸引廣大學生。學生講，我們聽某老師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他英語的語音語調多么圓潤流利，板書多么漂亮，越聽越想聽，最好遲點打下課鈴。因此，各班學生到課率都高，達到80％和90％。
我們認為學生在八小時工作之余，放棄休息娛樂和家務擠出時間來學習（有的路遠花一個多小時），是難能可貴的。學校應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使他們安心學習，早日成材。我們重視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學，注意他們思想動態，了解他們在學習中的困難和問題，幫助解決。有些商店，范圍小，人手少，不同意職工晚上學習，我們向商業局反映，局里一個電話問題解決了。學生因事或做產請假，因病請假，學校另發講卷，使他（她）們通過自學跟上班級進度，班主任還去電聯系慰問，學校印發復習資料，代購書籍，免費給學生外語錄音，供應茶水，注意教室照明，還雇專人看管學生的自行車，雨雪天蓋好塑料布，使他們無后顧之憂。學校處處為他們著想，以調動激發他們學習積極性，既嚴格要求，又熱情愛護。學生們說，你們日夜操勞的工作精神教育了我們，我們對學校產生了濃厚的感情。82級中文班畢業時，全班送給學校一個鏡框，以資紀念上面七個字：“永世不敢忘錢江”。
最后我體會到民建組織對成員的熱忱關懷，終生難忘。不僅在思想政治方面，給予各種學習機會，提高認識；在生活方面亦給予各種照顧，有困難時，還設法幫助解決，我就依靠組織給我解決兩大困難。1984年我私房拆遷，因是平房，家里子女多，分配新房面積與開發公司協商不好，拖了兩年。我反映給民建領導后，由會領導給市房管局局長寫了一封信，開發公司讓步了，問題順利解決。我另有祖傳自留房一百多平方米，房管局已批文發還，而當時住的人堅持不搬，拖了十幾年不能解決，我又反映給省民建領導，由他向杭州市委書記去函，終于給予解決。因此我十分感恩民建組織。我老逢盛世，有幸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過著現代智能化舒適快捷生活，我很幸福。我感恩黨，感恩社會，然年老體弱無所作為，我只能以保護環境，維護和平的微弱呼吁，作為回報，明知作用極小，我深信即使像螢火蟲那樣發的光也可照亮一平方米厘的土地。在有生之年，我將繼續努力，作為報答黨、社會和民建組織的恩情。
值茲慶祝民建成立70周年、浙江民建成立60周年、杭州民建成立65周年之際，祝福民建組織帶領全體成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政治協商、參政議政聚人心，出實招，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等方面，作出新的貢獻。
回憶辦校史 感恩民建情
講述人：徐壽松
徐壽松，1917年11月生，1950年6月加入民建。曾任杭州針織廠經理，1979年退休之后和其他民建會員一起籌建錢江業余學校，并任錢江業余學校常務副校長，曾獲得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等稱號。
解放前我在杭州針織廠（六一織造廠）任經理，當時杭州民建副主委胡海秋任總經理。我很幸運，1950年由胡海秋介紹參加了民建，在中國共產黨和民建的教育下，我順利度過了“五反”運動和文化大革命。1979年我從企業退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摘掉資本家的帽子,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工商業者由剝削者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大家歡欣鼓舞，我內心充滿對黨感恩之情。這時省民建、省工商聯領導湯元炳老先生提出要創辦錢江業余學校（以下簡稱錢江），委派了以詹少文同志為首，陸成章、錢志勤、祁祖銓、金絳年和我先后籌建。
當時在沒有校舍、沒有教師、沒有教材的“三無”情況下，因陋就簡，艱苦創業，我們租借日校（新華中學）教室，在晚上上課，請日校教師在業余時間教課。還經過三顧茅廬，總算請到了三位杭州大學的英語老師，由他們推薦各種教材，共同制訂課程計劃。學校于1979年3月正式開學，開了12個班，招了456名學生，全部是商業系統的。因那時大批下鄉知青都回城，他們中途輟學，渴望學習知識技術。杭州市商業局下屬單位零售批發商店有很多職工，他們文化水平很低，有的連珠算也不會。我們去招生時，他們很歡迎，稱錢江業余學校是“及時雨”。這樣學校在第二學年，就擴大到86個班，學生4270人。在以后兩、三年里，班級和學生以幾何級數般增加，到1984年春季學期，學校共有總校一所，分校三所，每學期均有200個左右班級，一萬名左右學生。1982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開辦了國家承認學歷的大專班，錢江業余學校成為一所多層次（初、高中、中專、大專）、多學科（英語、日語、財務會計、美術、電工等），有相當規模的學校。
當時民建對錢江也經常給予關懷支持，省市民建領導常常參加民建錢江支部的組織活動，給予具體指導。民建中央給學校和辦學人員表彰和鼓勵，還介紹農業部委托學校舉辦全國鄉鎮企業財會人員培訓班，計三期共400余人，還介紹了北大與錢江聯合辦班，后因生源不足，未開辦。1984年時任省委書記李豐平在省人大會上表彰錢江辦學，時任省長薛駒在接見記者時提出要學習錢江精神；《浙江日報》為此以整版篇幅介紹了錢江辦學情況；中央商業部省商業廳給予學校表彰和獎勵；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和省市政府先后表彰錢江為職工教育先進單位；辦學人員中不少人均評為國家省市教育部門的職工教育先進個人的勞模。各地兄弟學校紛紛前來參觀取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勞工局亦來參觀訪問。
學校能這樣迅速發展，我體會是有各種因素的作用：黨的英明政策，允許工商界辦學，組織上的領導支持，加上知青回城的良好機遇以及全校師生員工共同努力等。錢江是由辦學人員（老師）、教師和學生三個方面的人員組成，大家情義互動，干勁疊加。辦學老師全身心投入教學工作，感動了教師和學生；教師的精心授課、學生的勤奮好學，也感動了辦學老師，相互感動，相互促進，同時這三方面的干勁疊加后，形成巨大的合力，使學校快速發展愈辦愈好。這可用聲學中“同頻共振”四個字來形容（頻率就是辦好學校，共振就是共同努力），錢江能快速發展是“同頻共振”的結果。
錢江的辦學人員都是退休的民建成員（開始時約15人，后陸續發展有離退休干部教師等參加）。大家遵循民建中央提出的“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號召，把對黨感恩圖報之情轉化成火山噴發般的熱情和毅力，忘我勞動，日以繼夜，做好大量繁重的教學工作。每逢寒假暑假，是錢江的“雙搶”季節，既要寄發九千份左右的成績報告單，同時要招收新生四千多名。每個辦學老師都要分管幾個班到幾十個班，負責各班的考試錄取注冊交費，考勤考績，聽課聯系老師學生等工作。大家不計時間，不辭辛勞，不講報酬，不論三九嚴寒，酷暑炎熱，除白天工作外，每晚總要到九、十點鐘才回家，工作忙來不及吃飯，經常拿方便面和面包充饑。有的腿骨撞傷未愈，扶著手杖來校，有的高血壓頭脹正常辦公，有的膽結石開刀剛出院就來上班。大家都說，我們離家一星期可以，但一天不去校就不放心，因為我們在培養四化人才，這才是當務之急!大家雖然上了年紀，為檢查教學情況，每晚從東教學樓到西教學樓，還是跑幾趟。湯元炳老先生親切勸告，你們要注意身體！然我們看到學生學了外語和財會在單位就能使用，感到莫大的欣慰，心情喜悅，忘記了身上的一些疾病，仿佛年輕了二十歲。
教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要提高教學質量，首先要依靠教師，尊重教師。他們來校上課時，我們在門口迎接，親切交談，送上茶，準備好點名冊、教具講義，課后倒回水，送毛巾。遇教師患病，學校派人去醫院看望，節日去教師家送禮品。天熱送冷飲，路遠給車貼。有一次有一教師自行車撞倒了行人，打電話來請假，學校派了總務處老師去處理，請教師回校安心上課。我們十分重視教師的意見，主動與教師商討教學上問題，聽取建議。由于尊重關心教師，教師更致力于教學，并對學校產生了濃厚的感情。有的說，看了你們辦學精神，我將永遠在錢江教課，共同把學校辦好；有的說，即使在錢江喝開水也覺得甜的；也有的說，即使不給報酬，我也會在錢江上課。他們精心備課，以淵博豐富的學識，生動活潑的教學藝術，吸引廣大學生。學生講，我們聽某老師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他英語的語音語調多么圓潤流利，板書多么漂亮，越聽越想聽，最好遲點打下課鈴。因此，各班學生到課率都高，達到80％和90％。
我們認為學生在八小時工作之余，放棄休息娛樂和家務擠出時間來學習（有的路遠花一個多小時），是難能可貴的。學校應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使他們安心學習，早日成材。我們重視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學，注意他們思想動態，了解他們在學習中的困難和問題，幫助解決。有些商店，范圍小，人手少，不同意職工晚上學習，我們向商業局反映，局里一個電話問題解決了。學生因事或做產請假，因病請假，學校另發講卷，使他（她）們通過自學跟上班級進度，班主任還去電聯系慰問，學校印發復習資料，代購書籍，免費給學生外語錄音，供應茶水，注意教室照明，還雇專人看管學生的自行車，雨雪天蓋好塑料布，使他們無后顧之憂。學校處處為他們著想，以調動激發他們學習積極性，既嚴格要求，又熱情愛護。學生們說，你們日夜操勞的工作精神教育了我們，我們對學校產生了濃厚的感情。82級中文班畢業時，全班送給學校一個鏡框，以資紀念上面七個字：“永世不敢忘錢江”。
最后我體會到民建組織對成員的熱忱關懷，終生難忘。不僅在思想政治方面，給予各種學習機會，提高認識；在生活方面亦給予各種照顧，有困難時，還設法幫助解決，我就依靠組織給我解決兩大困難。1984年我私房拆遷，因是平房，家里子女多，分配新房面積與開發公司協商不好，拖了兩年。我反映給民建領導后，由會領導給市房管局局長寫了一封信，開發公司讓步了，問題順利解決。我另有祖傳自留房一百多平方米，房管局已批文發還，而當時住的人堅持不搬，拖了十幾年不能解決，我又反映給省民建領導，由他向杭州市委書記去函，終于給予解決。因此我十分感恩民建組織。我老逢盛世，有幸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過著現代智能化舒適快捷生活，我很幸福。我感恩黨，感恩社會，然年老體弱無所作為，我只能以保護環境，維護和平的微弱呼吁，作為回報，明知作用極小，我深信即使像螢火蟲那樣發的光也可照亮一平方米厘的土地。在有生之年，我將繼續努力，作為報答黨、社會和民建組織的恩情。
值茲慶祝民建成立70周年、浙江民建成立60周年、杭州民建成立65周年之際，祝福民建組織帶領全體成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政治協商、參政議政聚人心，出實招，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等方面，作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