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參政黨協商能力建設研究
發布時間：2016-11-18 10: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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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民建省委會課題組
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四個全面”總方略開啟了中國政治、經濟、法制和社會建設的新征程。作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對于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而作為政治協商的核心主體之一，參政黨在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方面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參政黨的協商能力是影響政治協商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只有不斷提升協商能力，參政黨才能實現從協商“載體”向協商“主體”的角色轉換，真正發揮協商民主建設主力軍的積極作用。
一、協商民主相關理論基礎
?。ㄒ唬┪鞣秸Z境下的協商民主
英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漢語曾被譯為商議或商談民主，后通譯為協商民主。西方語境下的協商民主，是指協商主體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參與決策的一種民主模式。其興起是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沖突和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困境的回應，是行政領域民主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需要。通過多年探索，協商民主在西方國家初步形成了五種主要的實踐形式：政黨協商、協商民意測驗、公民陪審團、專題小組協商、大規模協商大會（或稱21世紀城鎮大會）等。在多黨制的西方國家，政黨協商是政治協商的主要形式之一。
比較和借鑒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發展歷程，對于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的不斷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ǘ┲袊纳鐣髁x協商民主制度
協商民主在中國有著更早的歷史。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即有關于“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思想傳承。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是由西方國家“舶來”的，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長期演變的結果，是中國各先進階層、各民主黨派、團體及民主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探索、建立、發展和完善起來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各個政黨、階層、團體、群眾等，就共同關心或利益相關的問題，以適當方式進行協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決策或決定，以實現整體的發展。協商民主在中國走的是一條從實踐到理論，在實踐中提煉和建構理論體系的道路，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統一。
近年來，隨著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也獲得了蓬勃發展，理論體系和實踐經驗愈加成熟。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也順應形勢，在黨內文件中做出了相應的表述。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將協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形式明確提出來；2012年中共十八大要求“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又出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為進一步營造從中央到地方重視民主協商的氛圍做出布局。
根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闡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可以分為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和社會協商等。從目前的實踐看，民主協商和參政協商較其他幾種形態的協商民主發展更為成熟。政黨協商是伴隨著我國政黨制度的探索、建立、完善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是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協商民主形式中最成熟、最重要的協商形式。以八個民主黨派為代表的參政黨是我國政黨協商的重要主體，在推進當代中國政黨協商民主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協商民主建設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基礎上，逐步提出并形成的。既是重大戰略布局，也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確立了新形勢下執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是參政黨在新形勢下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履職能力的戰略指引。“四個全面”戰略思想中還蘊含了對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部署：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而且包括加強協商民主建設，不斷擴大人民民主。其中，經濟建設是中心，政治建設是保障，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健全，能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體制改革和執政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協商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協商民主的廣泛開展，特別是政黨協商的不斷完善，也將進一步推動社會體制改革。
第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民主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它們之間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關系，決定了協商民主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全面從嚴治黨有賴于民主監督力度的加強。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于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2017年還將出臺加強協商民主建設的黨內法規，這無疑會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抓手。
因此，在新形勢下，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加強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建設，既是政治、經濟、法制和社會建設新形勢的基本要求，也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確保執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順利推進、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目標的重要保障之一。
三、參政黨協商能力的構成及其影響因素
協商能力是民主政治主體就其關心的問題促進公共協商的社會能力。它不但是參政黨政治能力的核心要項之一，也是各民主黨派有效履行參政職責的基本保證。同時，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參與主體，參政黨協商能力的不斷提高，對于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從實現方式上看，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往往體現為通過對話、討論、溝通、辯論、協調甚至妥協等手段表達所代表利益群體的立場、觀點和訴求，最終達到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從組成結構上看，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實際上是將多種能力集合在一起而體現出的一種綜合能力。結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實質和我國參政黨的協商宗旨，本文認為，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形成要素主要有四個，即：政治把握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組織動員能力。政治把握能力是實現有效協商的基礎，民主黨派在決策參與中能否具有較高的政治把握能力，取決于兩個前提條件：理性協商和政治共識。在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各民主黨派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在談判、協商、對話、溝通的基礎上，達到均衡和互利的理性抉擇，對維持協商民主制度的有序運行有著重要的價值。理想的協商目標是達成理性合作下的政治共識。在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背景下，民主黨派要提高政治協商中提出真知灼見的參政能力，就必須高度凝聚與執政黨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達成的理性共識，牢固確立黨派的利益代表意識、全局意識以及政黨意識，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把握能力，才能在協商中發揮實質主體作用，而避免使協商合作流于形式。此外，參政黨的協商能力還受到各黨派的組織動員能力、議題選擇能力、調研能力、意見表達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四、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實際狀況與問題分析
?。ㄒ唬﹨⒄h的協商能力與效果
我國的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民主協商有沒有實效，一是看是否增進共識、增強合力；二是看是否引起黨政領導重視和關注；三是看是否進入黨政決策環節、影響決策直至轉化為決策。在各類參政議政和協商活動中，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和協商效果歷年都有非常卓著的表現。在大政方針及中共重要文件的征求意見協商中，民主黨派意見的采納量都占據了可觀的分量，以中共十八大報告為例，其征求意見稿吸納的黨外人士意見占比將近7.7％；十一屆政協期間，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共提出提案1347件，其中民主黨派中央的集體優秀提案有54件；2014年，各民主黨派中央積極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意見建議114件，其中102件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充分體現了參政黨較強的協商組織能力。
?。ǘ﹨⒄h協商能力建設中面臨的問題
1.黨派的協商組織管理能力不夠。
黨派成員參與民主協商的組織管理需要有專門的部門設置和人員分工安排。目前，多數民主黨派的專職部門建設尚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協商任務對其組織能力的要求。受到機關編制的限制，浙江省各民主黨派的省直機關專職人員一般是二三十人，到了市一級的機關就只有幾個人。他們需要承擔大量的組織、宣傳、調研、社會服務和內部管理工作。隨著各種協商活動數量的不斷增加和協商內容專業化要求的不斷提高，協商工作的組織難度越來越大，人手有限的專職管理部門大多為繁重的參政議政任務所困，處于被動應對、甚至臨場救急的狀態，更多地是在扮演提案、建議的搜集、中轉角色，難以有余力在提升協商質量方面起到有效的主導作用。
2.黨派的協商動員能力不強。
首先是發起協商議題的社會動員能力不強。大多數時候是在執政黨、人大立法部門或政府部門提出協商議題后，被動地參與協商，導致參政黨在協商中對議題的把握不夠透徹、提出的建議質量不高、針對性不強等問題。
其次是動員黨內成員參與協商的能力也有待加強。很多政黨協商、政協協商和專題協商活動都只是黨派中的主要領導、政協委員或少數精英成員出席參加，每年的重點調研課題通常由黨派領導帶隊負責，調研活動中，領導參加的多、會員參加的少，致使在大多數普通成員看來，政黨協商、參政議政是于己無關的活動，既不知情、也無緣介入。
3.協商意見的轉化效力不高。
實踐中，雖然每年各黨派都有大量的提案被立案或交辦，但真正發揮效用的比例卻很低。一方面源于民主黨派成員的參政程度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比如在政府部門擔任實職的成員比較少，決策權限有限，在專題協商調研中，如果不能得到有關權限部門的配合，掌握真實信息和協調咨詢的渠道有時不易打通。
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征集提案建議的模式也有待改進。浙江省各民主黨派大多采用“課題立項”的模式組織參政議政，黨派成員通過“申報選題－論證評審－課題立項－提交報告－課題結項”的程序參與建言獻策。這種提案組織模式確保了提案征集工作的常規化、程序化，但是這種模式只能用于定期召開的政協協商和例行協商會議的建言準備，而不適用于執政黨或政府部門發起的臨時協商。
4.協商議題的代表力不突出。
界別代表性和協商議題的特色性是參政黨在民主協商體系中的重要優勢。然而，隨著各民主黨派的新成員發展趨同程度的不斷加深，各黨派之間的界別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參政協商的領域逐漸轉向寬泛化，界別代表性則趨于弱化。各民主黨派關注的議題交叉重疊，導致重復調研、資源浪費等低效率協商。
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建設思考
?。ㄒ唬┎粩嘣鰪娬h意識和政治共識的凝聚力。
政黨意識和政治共識是參政黨協商能力建設的思想保證。新形勢下，政黨意識的提升有賴于著力加強兩方面工作，一方面要不斷加強黨內成員黨性教育和理論素養的培訓，另一方面要加快黨派界別內優秀成員的補充發展，保持政黨的主體代表力。政治共識的凝聚要求參政黨建設中著力夯實三個基礎，一是夯實政黨成員對本黨派政治目標、政治綱領和政治職能的認同基礎，不忘本色，在政治協商中優先選擇體現本黨界別特色的協商議題，在意見表達中堅持政黨特色和代表性主張；二是夯實黨派內部團結協作、集體精神和大局意識的氛圍基礎，增強民主黨派成員參政議政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形成政治協商的集體行動意識；三是夯實黨派成員履行參政黨職能的能力基礎，尤其是面對重大政治事件及時、鮮明地表達政治態度的能力，深度參與政治協商的能力，理性表達民意訴求的能力等。
?。ǘ┙∪幏兜膮f商工作管理機制。
現階段，各民主黨派內部應加強政黨協商工作的有序運行管理，在部門分工比較細的省一級黨派機關，應首先明確政黨協商活動的分管部門，最好是統一由參政調研部門組織、協調和安排。借鑒政協協商提案的組織程序，將協商形式、時間都已經固定下來的制度化政黨協商、重大事務的例行性協商活動等，列入參政議政職能部門的常規性工作項目，定期發布協商議題征集信息，召集協商活動準備會議，廣泛征集協商意見建議。對于由不同系統發起的專題性政黨協商活動，可以根據議題分配給對應的專業委員會，作為協商信息搜集、對策準備的主要承擔者。同時，著力加強專業委員會建設，加強黨派主要領導與專委會以及基層組織的聯系制度，健全黨派上下級組織參與協商工作的協調機制，提高應對各類臨時協商的資源調動能力和決策建議能力。只有通過規范的協商組織管理機制建設，才能有效增進政治協商的組織化和有序化水平，確保協商工作的成效。
（三）提高黨派的協商組織和動員能力。
一方面，必須盡快完善各類政治協商活動的集中管理機制，統一政協協商和政黨協商的前期預案準備程序，健全黨派內部意見、建議征集制度，形成政治協商議題的提前發布、征詢慣例，充分發揮多種媒體平臺功能，暢通協商信息的內部溝通渠道。另一方面，還需不斷創新參政議政的激勵方式，增強協商動員效果。民主黨派成員在各行各業崗位上都有自己的事業歸屬，他們提出建議的視角大多基于自己在實際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參與政治協商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進工作的愿望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所提意見建議的落實能夠讓他們產生一定的價值滿足感。故此，在協商激勵方式上，除了以往的物質獎勵和精神激勵手段以外，向黨派成員發布協商建議的追蹤反饋信息，邀請參政議政積極分子列席政治協商活動，不但有利于加固與廣大成員的參政聯絡紐帶，而且能夠起到更高層次的協商激勵效應，激發黨派成員更大的協商參與愿望。
?。ㄋ模┰黾狱h派成員的協商鍛煉機會，增強協商主動性。
調研中發現，參政黨之所以較少發起主動協商，主要的原因在于協商的參與者多為黨派高層領導，受繁忙公務所累，領導難能有精力部署主動協商活動，而黨派的普通成員由于缺少協商經驗，大多不具備提出主動協商議題的能力。因此，將政治協商從少數人行為轉變為集體行動，擴大黨派成員參與協商活動的覆蓋面，是提高黨派協商能力的必由之路。今后，需大力加強對黨派參政議政骨干力量的儲備、選拔，重點培養提案建議積極分子、理論功底深厚的專家學者、在政府部門有任職或掛職經歷的后備干部、有較強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意識的企業家等優秀黨派成員的協商能力，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協商鍛煉機會，從而逐步擴大協商范圍，在民主黨派成員中形成主動協商的集體意識。
當然，參政黨協商能力的提高不只在于政黨自身建設的加強，還有賴于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健全政治協商的體制機制，使參政黨有更多的協商參與機會，拓展協商深度，得以在更廣泛的政治生活領域中發揮民主協商的主體作用。
一、協商民主相關理論基礎
?。ㄒ唬┪鞣秸Z境下的協商民主
英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漢語曾被譯為商議或商談民主，后通譯為協商民主。西方語境下的協商民主，是指協商主體通過自由平等的公共協商參與決策的一種民主模式。其興起是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沖突和自由主義代議制民主困境的回應，是行政領域民主化和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需要。通過多年探索，協商民主在西方國家初步形成了五種主要的實踐形式：政黨協商、協商民意測驗、公民陪審團、專題小組協商、大規模協商大會（或稱21世紀城鎮大會）等。在多黨制的西方國家，政黨協商是政治協商的主要形式之一。
比較和借鑒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的發展歷程，對于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的不斷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ǘ┲袊纳鐣髁x協商民主制度
協商民主在中國有著更早的歷史。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即有關于“仁民愛物”、“民胞物與”、“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思想傳承。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是由西方國家“舶來”的，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長期演變的結果，是中國各先進階層、各民主黨派、團體及民主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探索、建立、發展和完善起來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各個政黨、階層、團體、群眾等，就共同關心或利益相關的問題，以適當方式進行協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決策或決定，以實現整體的發展。協商民主在中國走的是一條從實踐到理論，在實踐中提煉和建構理論體系的道路，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統一。
近年來，隨著各項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也獲得了蓬勃發展，理論體系和實踐經驗愈加成熟。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也順應形勢，在黨內文件中做出了相應的表述。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中，將協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形式明確提出來；2012年中共十八大要求“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又出臺《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為進一步營造從中央到地方重視民主協商的氛圍做出布局。
根據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闡述，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可以分為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和社會協商等。從目前的實踐看，民主協商和參政協商較其他幾種形態的協商民主發展更為成熟。政黨協商是伴隨著我國政黨制度的探索、建立、完善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是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協商民主形式中最成熟、最重要的協商形式。以八個民主黨派為代表的參政黨是我國政黨協商的重要主體，在推進當代中國政黨協商民主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協商民主建設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在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基礎上，逐步提出并形成的。既是重大戰略布局，也是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確立了新形勢下執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是參政黨在新形勢下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履職能力的戰略指引。“四個全面”戰略思想中還蘊含了對協商民主制度的發展部署：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包括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而且包括加強協商民主建設，不斷擴大人民民主。其中，經濟建設是中心，政治建設是保障，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健全，能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泛凝聚智慧和力量。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體制改革和執政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協商民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協商民主的廣泛開展，特別是政黨協商的不斷完善，也將進一步推動社會體制改革。
第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民主與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它們之間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關系，決定了協商民主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全面從嚴治黨有賴于民主監督力度的加強。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于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2017年還將出臺加強協商民主建設的黨內法規，這無疑會成為全面從嚴治黨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抓手。
因此，在新形勢下，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加強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建設，既是政治、經濟、法制和社會建設新形勢的基本要求，也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確保執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順利推進、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目標的重要保障之一。
三、參政黨協商能力的構成及其影響因素
協商能力是民主政治主體就其關心的問題促進公共協商的社會能力。它不但是參政黨政治能力的核心要項之一，也是各民主黨派有效履行參政職責的基本保證。同時，作為協商民主的重要參與主體，參政黨協商能力的不斷提高，對于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從實現方式上看，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往往體現為通過對話、討論、溝通、辯論、協調甚至妥協等手段表達所代表利益群體的立場、觀點和訴求，最終達到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
從組成結構上看，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實際上是將多種能力集合在一起而體現出的一種綜合能力。結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實質和我國參政黨的協商宗旨，本文認為，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形成要素主要有四個，即：政治把握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組織動員能力。政治把握能力是實現有效協商的基礎，民主黨派在決策參與中能否具有較高的政治把握能力，取決于兩個前提條件：理性協商和政治共識。在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各民主黨派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在談判、協商、對話、溝通的基礎上，達到均衡和互利的理性抉擇，對維持協商民主制度的有序運行有著重要的價值。理想的協商目標是達成理性合作下的政治共識。在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背景下，民主黨派要提高政治協商中提出真知灼見的參政能力，就必須高度凝聚與執政黨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達成的理性共識，牢固確立黨派的利益代表意識、全局意識以及政黨意識，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把握能力，才能在協商中發揮實質主體作用，而避免使協商合作流于形式。此外，參政黨的協商能力還受到各黨派的組織動員能力、議題選擇能力、調研能力、意見表達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四、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實際狀況與問題分析
?。ㄒ唬﹨⒄h的協商能力與效果
我國的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民主協商有沒有實效，一是看是否增進共識、增強合力；二是看是否引起黨政領導重視和關注；三是看是否進入黨政決策環節、影響決策直至轉化為決策。在各類參政議政和協商活動中，參政黨的協商能力和協商效果歷年都有非常卓著的表現。在大政方針及中共重要文件的征求意見協商中，民主黨派意見的采納量都占據了可觀的分量，以中共十八大報告為例，其征求意見稿吸納的黨外人士意見占比將近7.7％；十一屆政協期間，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共提出提案1347件，其中民主黨派中央的集體優秀提案有54件；2014年，各民主黨派中央積極為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建言獻策，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意見建議114件，其中102件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充分體現了參政黨較強的協商組織能力。
?。ǘ﹨⒄h協商能力建設中面臨的問題
1.黨派的協商組織管理能力不夠。
黨派成員參與民主協商的組織管理需要有專門的部門設置和人員分工安排。目前，多數民主黨派的專職部門建設尚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協商任務對其組織能力的要求。受到機關編制的限制，浙江省各民主黨派的省直機關專職人員一般是二三十人，到了市一級的機關就只有幾個人。他們需要承擔大量的組織、宣傳、調研、社會服務和內部管理工作。隨著各種協商活動數量的不斷增加和協商內容專業化要求的不斷提高，協商工作的組織難度越來越大，人手有限的專職管理部門大多為繁重的參政議政任務所困，處于被動應對、甚至臨場救急的狀態，更多地是在扮演提案、建議的搜集、中轉角色，難以有余力在提升協商質量方面起到有效的主導作用。
2.黨派的協商動員能力不強。
首先是發起協商議題的社會動員能力不強。大多數時候是在執政黨、人大立法部門或政府部門提出協商議題后，被動地參與協商，導致參政黨在協商中對議題的把握不夠透徹、提出的建議質量不高、針對性不強等問題。
其次是動員黨內成員參與協商的能力也有待加強。很多政黨協商、政協協商和專題協商活動都只是黨派中的主要領導、政協委員或少數精英成員出席參加，每年的重點調研課題通常由黨派領導帶隊負責，調研活動中，領導參加的多、會員參加的少，致使在大多數普通成員看來，政黨協商、參政議政是于己無關的活動，既不知情、也無緣介入。
3.協商意見的轉化效力不高。
實踐中，雖然每年各黨派都有大量的提案被立案或交辦，但真正發揮效用的比例卻很低。一方面源于民主黨派成員的參政程度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比如在政府部門擔任實職的成員比較少，決策權限有限，在專題協商調研中，如果不能得到有關權限部門的配合，掌握真實信息和協調咨詢的渠道有時不易打通。
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征集提案建議的模式也有待改進。浙江省各民主黨派大多采用“課題立項”的模式組織參政議政，黨派成員通過“申報選題－論證評審－課題立項－提交報告－課題結項”的程序參與建言獻策。這種提案組織模式確保了提案征集工作的常規化、程序化，但是這種模式只能用于定期召開的政協協商和例行協商會議的建言準備，而不適用于執政黨或政府部門發起的臨時協商。
4.協商議題的代表力不突出。
界別代表性和協商議題的特色性是參政黨在民主協商體系中的重要優勢。然而，隨著各民主黨派的新成員發展趨同程度的不斷加深，各黨派之間的界別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參政協商的領域逐漸轉向寬泛化，界別代表性則趨于弱化。各民主黨派關注的議題交叉重疊，導致重復調研、資源浪費等低效率協商。
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參政黨協商能力的建設思考
?。ㄒ唬┎粩嘣鰪娬h意識和政治共識的凝聚力。
政黨意識和政治共識是參政黨協商能力建設的思想保證。新形勢下，政黨意識的提升有賴于著力加強兩方面工作，一方面要不斷加強黨內成員黨性教育和理論素養的培訓，另一方面要加快黨派界別內優秀成員的補充發展，保持政黨的主體代表力。政治共識的凝聚要求參政黨建設中著力夯實三個基礎，一是夯實政黨成員對本黨派政治目標、政治綱領和政治職能的認同基礎，不忘本色，在政治協商中優先選擇體現本黨界別特色的協商議題，在意見表達中堅持政黨特色和代表性主張；二是夯實黨派內部團結協作、集體精神和大局意識的氛圍基礎，增強民主黨派成員參政議政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形成政治協商的集體行動意識；三是夯實黨派成員履行參政黨職能的能力基礎，尤其是面對重大政治事件及時、鮮明地表達政治態度的能力，深度參與政治協商的能力，理性表達民意訴求的能力等。
?。ǘ┙∪幏兜膮f商工作管理機制。
現階段，各民主黨派內部應加強政黨協商工作的有序運行管理，在部門分工比較細的省一級黨派機關，應首先明確政黨協商活動的分管部門，最好是統一由參政調研部門組織、協調和安排。借鑒政協協商提案的組織程序，將協商形式、時間都已經固定下來的制度化政黨協商、重大事務的例行性協商活動等，列入參政議政職能部門的常規性工作項目，定期發布協商議題征集信息，召集協商活動準備會議，廣泛征集協商意見建議。對于由不同系統發起的專題性政黨協商活動，可以根據議題分配給對應的專業委員會，作為協商信息搜集、對策準備的主要承擔者。同時，著力加強專業委員會建設，加強黨派主要領導與專委會以及基層組織的聯系制度，健全黨派上下級組織參與協商工作的協調機制，提高應對各類臨時協商的資源調動能力和決策建議能力。只有通過規范的協商組織管理機制建設，才能有效增進政治協商的組織化和有序化水平，確保協商工作的成效。
（三）提高黨派的協商組織和動員能力。
一方面，必須盡快完善各類政治協商活動的集中管理機制，統一政協協商和政黨協商的前期預案準備程序，健全黨派內部意見、建議征集制度，形成政治協商議題的提前發布、征詢慣例，充分發揮多種媒體平臺功能，暢通協商信息的內部溝通渠道。另一方面，還需不斷創新參政議政的激勵方式，增強協商動員效果。民主黨派成員在各行各業崗位上都有自己的事業歸屬，他們提出建議的視角大多基于自己在實際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參與政治協商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進工作的愿望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所提意見建議的落實能夠讓他們產生一定的價值滿足感。故此，在協商激勵方式上，除了以往的物質獎勵和精神激勵手段以外，向黨派成員發布協商建議的追蹤反饋信息，邀請參政議政積極分子列席政治協商活動，不但有利于加固與廣大成員的參政聯絡紐帶，而且能夠起到更高層次的協商激勵效應，激發黨派成員更大的協商參與愿望。
?。ㄋ模┰黾狱h派成員的協商鍛煉機會，增強協商主動性。
調研中發現，參政黨之所以較少發起主動協商，主要的原因在于協商的參與者多為黨派高層領導，受繁忙公務所累，領導難能有精力部署主動協商活動，而黨派的普通成員由于缺少協商經驗，大多不具備提出主動協商議題的能力。因此，將政治協商從少數人行為轉變為集體行動，擴大黨派成員參與協商活動的覆蓋面，是提高黨派協商能力的必由之路。今后，需大力加強對黨派參政議政骨干力量的儲備、選拔，重點培養提案建議積極分子、理論功底深厚的專家學者、在政府部門有任職或掛職經歷的后備干部、有較強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意識的企業家等優秀黨派成員的協商能力，為他們創造更多的協商鍛煉機會，從而逐步擴大協商范圍，在民主黨派成員中形成主動協商的集體意識。
當然，參政黨協商能力的提高不只在于政黨自身建設的加強，還有賴于我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健全政治協商的體制機制，使參政黨有更多的協商參與機會，拓展協商深度，得以在更廣泛的政治生活領域中發揮民主協商的主體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