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選我當代表 我當代表為人民
發布時間：2016-12-07 1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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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鈕冠雄
解放前后的社會印象
我1924年出生在貧窮落后、危難深重的舊中國，經歷了“一·二八”、“八·一三”事變。日寇侵略上海時，我兩次逃難，吃盡做亡國奴的苦頭。后來，八年抗戰勝利，大家都很歡欣鼓舞。當時我們把日本的軍官叫做“江陰之虎”、“常熟之狼”。我目睹兩個戰犯在江灣被槍決后，又親眼看到在宋公園路刑場，漢奸走狗十多個人“啪啪啪”被槍斃。當時感到這就是侵略者、漢奸走狗必然的下場。這之后大家希望能在和平環境當中建設我們的祖國。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要獨裁、專制，所以激起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上街游行“反內戰，反饑餓，要和平，要民主”。國民黨就進行鎮壓。我當時在上海靠近外灘那邊工作，看到很多年輕人游行到外灘，國民黨用水龍頭把他們沖散，斗爭非常激烈。當時民主黨派人士間接支持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上海很多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到南京去請愿。結果遭到國民黨阻撓，火車開到下關，請愿團被特務圍住毆打，發生慘案。
我是搞汽車運輸的，國民黨說征用一下我的車子，但是車子沒有還給我。一解放我就去吳淞口那邊找車子。當時路很窄，車子堵在路上都開不過去，一片混亂，真正叫做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撤退了，乘船逃到臺灣去了。我還看到外灘的海關，開在外灘的中國銀行，夜里燈光敞亮，兩頭戒嚴，把黃金白銀往船里裝，逃到臺灣去。這種情景我記憶猶新，所以對國民黨的統治非常憎恨。
那時，許多民主人士公開反對國民黨，如西南聯大李公樸、聞一多教授支持學生運動被特務暗殺，不久在上海靜安寺廟內舉行公祭儀式，我也去看了，解放前夕許多仁人志士、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槍殺。從那時開始，我對民主人士就相當敬佩。認為他們都很有骨氣，人是要有骨氣的，人沒有骨氣什么也不是。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那時的教育是要“忠孝仁愛”，所以很佩服他們。
上海解放后，我看到解放軍到了上海。我住在當時很熱鬧的淮海路旁，看到解放軍紀律嚴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衷地欽佩。但當時思想也有顧慮，我是資本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但自己命運要自己掌握的，到底什么前途也要自己考慮的。當時上海很多報攤有地下工作放的書刊，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保護工商業者，看了以后內心感到蠻安心的。
怎樣加入民建
1950年，我來到杭州，響應當時國家“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16字方針來發展生產。生產發展一定要靠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是先行官，生產要發展，要繁榮，要城鄉物資交流，我們開始跑長途，跑臨安，跑臨海，溫臺地區，因海運被國民黨封鎖，業務相當忙。
到了1952年，交通廳叫我去參加造飛機場，當時造飛機場是由浙江省交通廳公路運輸管理局調派的。金華、寧波、杭州三個地方的兩百輛車子，叫我去做運輸大隊副大隊長，負責調度指揮，任務相當艱巨。調度工作涉及到公平問題，如果不公平，工人有意見的，不好的業務給你，好的業務給他，所以調度一定要公正，這個艱巨的任務就由我來負責。
1952年“五反”后即去寧波莊橋機場，1953年到了衢州，當時工地的條件相當艱苦，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桌子，房子也是沒有瓦的，都是稻草、毛竹做的。吃飯是在用毛竹拼起來的地方吃，板都沒有，當時叫“暫設工區”。
1954年建造路橋機場，解放一江山島時我就在路橋，還到椒江去看被俘的國民黨士兵。1956年公私合營開始了，大家敲鑼打鼓。杭州市交通運輸行業成立了公私合營工作委員會，我是委員，我就組織了一個青年突擊隊，幫助清產核資。一家一戶去評估“你這個東西多少價錢？”財產要清理，清理好了以后你有多少資金，國家就給你定息。我和青年突擊隊把清產核資很快、很順利地完成了，完成以后成立了地方國營杭州市運輸公司，后改稱杭州第一汽車運輸公司。在成立大會上，上級宣布安排我做副經理，當時我們公司的職工有六千多人。我是在1956年初公私合營高潮時經兩個會員介紹申請加入民建的，組織上很快批準了。
1959年，因為前兩位支部主任相繼出事，一個反右、一個病故，我就接上去做了支部主任，這一做就做了37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活動）。后來有5年時間，新成立朝暉支部的日常工作也由我來負責。所以這5年里兩個支部工作都是我兼的，任務很艱巨。一方面自己單位里的工作要做好，另一方面，還要管牢支部工作。
加入民建以后，我切實感覺到光榮感和責任感，同時也起到了帶頭、骨干、橋梁作用。我擔任運輸支部主任工作期間，因為人多了要擴大，我又發展了兩個支部：杭州汽車制造廠支部、杭州汽車發動機廠支部。這兩個支部吸收的都是工程技術人員、高級工程師。所以說我對組織工作也做了一定貢獻，后來受到民建杭州市委會表揚。下城區統戰部召開各民主黨派支部主任的經驗交流會，邀請我去介紹經驗，我就在會議上作了介紹。所以37年支部主任精力還是花了不少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人員都分散了，我還是工商聯會員，組織要恢復工作，會員是會的基礎，那時我都是一個個去調查會員，把他們的情況了解清楚，材料、簡歷，各方面都要弄好。這么多年支部工作受到民建杭州市委會好評，被評了很多次先進支部，先進會員，被民建浙江省委評為先進集體、先進支部光榮稱號，自己感到我的精力沒有白花，能夠得到組織上的關心、重視，由衷地高興。
當人大代表的往事
我當杭州市人大代表是組織上推薦的。從第四屆開始，一共做了五屆。其中第四、第五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六、七、八三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民選我當代表，我當代表要為人民，這個宗旨不能少的。不是說開會的時候舉舉手、拍拍手，要腳踏實地做的，而且我是代表小組組長，擔子更加重。我做了兩屆組長，六屆還是市民建的副主委，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委員。做了代表以后真正要為人民做好事，群眾反映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只要反映到我身上，我一定幫他解決。
例如從最小的事情說起。當時第六人民醫院的醫生接觸肝炎病人多，補充營養要喝牛奶卻訂不到，反映給我。怎么辦？我就到半山牛奶公司同他們“頭頭”去商量，馬上解決了。那時我去帶著人大代表視察證，視察證一拿出大家都很尊重我。
大的問題，我說說朝暉商業街。在那時候商業街冷冷清清，怎么辦？我就請杭州市副市長華麗珍一同來視察，開現場會議，問他要不要解決，怎么樣解決，請副市長來拍板，把部分商業用房下放到區后就解決了。還有比如我們朝暉地區，其中三區有一條幾百公尺的路沒有一盞路燈。群眾向我反映以后，我就在人大會議上交提案、提意見。我還親自跑到城鄉建委去。當時杭州一般小區路燈都要由建設單位出錢的。他們跟我說，路燈隊只有維修的錢，沒有添裝的錢。那我就又跑到杭州市電力局，再落實到路燈管理所，我都去跑，你不跑不會成功的，等是等不來的。最后解決了，這條路大放光芒。老百姓是很感激的，他們稱呼我和我妻子為“路燈夫妻”，路燈管理所還送來了“10年巡視風雨路，點亮小區千百燈”的榮譽證。
總之，我當人大代表做了很多實事，后來有一次杭州市人大組織縣區人大代表小組組長在桐廬召開經驗交流會，我也做了經驗介紹。
開展經濟技術咨詢
最后再講講我搞經濟技術咨詢服務的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很多知識青年要回來了，運輸公司職工子女也回到城里來。到哪里工作呢？我們公司就開辟第三產業搞旅游。搞旅游里面花樣很多的，你要去弄旅游客車，還要招待所、食堂。我就到上海采購客車，食堂、招待所的問題，就利用工商聯的網絡，請那些剛剛退休的老同志，他們都很有經驗。把這些老師傅請來，培訓知識青年，手把手教他們，還開辦輪胎翻修車間安置回城知青，這些問題都慢慢解決了。
我退休之后，杭州市民建、工商聯成立經濟技術咨詢服務部，請我到咨詢服務部工作了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到老少邊窮地區，為他們發展生產。我主要牽頭四川、云南。有一年我帶了工人、技術人員到云南省富寧縣。這個地方很窮，但養了很多牛，皮革資源還是很多的，原來都流到廣東、廣西那邊，可以利用起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帶技術人員把原來一個食品廠改造成皮革廠，還從采購設備、生產、培訓進行一條龍服務。還有一個例子是我們民建到四川南充去支援一個絲綢印染廠。南充這個地區絲綢很多，但是印染不行。我當時就到杭絲聯請了兩個高級工程師，帶著他們去南充。指導當地怎么改造設備。他們馬上開始行動，購買了意大利的先進設備。他們對我們杭州去的幾個老師傅也相當尊重，還邀請我去參加開工典禮，還有基建預決算的審核等等工作。所以我們經濟技術服務部十多年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很好。
2015年是民建成立70周年，民建浙江省委會也60周年了，我衷心希望廣大會員能夠發揚我們民建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定地走下去。不僅僅要在人大、政協會議上提出意見建議，還要發動全體民建會員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建議。特別是當前深化改革，密切聯系經濟界是我們民建的特色和優勢，所以要多在這方面提出意見建議。總之，民建工作任重道遠，希望繼續發揮民主黨派的優良傳統，發揚下去，光大起來。
我1924年出生在貧窮落后、危難深重的舊中國，經歷了“一·二八”、“八·一三”事變。日寇侵略上海時，我兩次逃難，吃盡做亡國奴的苦頭。后來，八年抗戰勝利，大家都很歡欣鼓舞。當時我們把日本的軍官叫做“江陰之虎”、“常熟之狼”。我目睹兩個戰犯在江灣被槍決后，又親眼看到在宋公園路刑場，漢奸走狗十多個人“啪啪啪”被槍斃。當時感到這就是侵略者、漢奸走狗必然的下場。這之后大家希望能在和平環境當中建設我們的祖國。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要獨裁、專制，所以激起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上街游行“反內戰，反饑餓，要和平，要民主”。國民黨就進行鎮壓。我當時在上海靠近外灘那邊工作，看到很多年輕人游行到外灘，國民黨用水龍頭把他們沖散，斗爭非常激烈。當時民主黨派人士間接支持學生運動、工人運動。上海很多工商界人士、民主人士，到南京去請愿。結果遭到國民黨阻撓，火車開到下關，請愿團被特務圍住毆打，發生慘案。
我是搞汽車運輸的，國民黨說征用一下我的車子，但是車子沒有還給我。一解放我就去吳淞口那邊找車子。當時路很窄，車子堵在路上都開不過去，一片混亂，真正叫做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撤退了，乘船逃到臺灣去了。我還看到外灘的海關，開在外灘的中國銀行，夜里燈光敞亮，兩頭戒嚴，把黃金白銀往船里裝，逃到臺灣去。這種情景我記憶猶新，所以對國民黨的統治非常憎恨。
那時，許多民主人士公開反對國民黨，如西南聯大李公樸、聞一多教授支持學生運動被特務暗殺，不久在上海靜安寺廟內舉行公祭儀式，我也去看了，解放前夕許多仁人志士、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槍殺。從那時開始，我對民主人士就相當敬佩。認為他們都很有骨氣，人是要有骨氣的，人沒有骨氣什么也不是。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那時的教育是要“忠孝仁愛”，所以很佩服他們。
上海解放后，我看到解放軍到了上海。我住在當時很熱鬧的淮海路旁，看到解放軍紀律嚴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衷地欽佩。但當時思想也有顧慮，我是資本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但自己命運要自己掌握的，到底什么前途也要自己考慮的。當時上海很多報攤有地下工作放的書刊，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保護工商業者，看了以后內心感到蠻安心的。
怎樣加入民建
1950年，我來到杭州，響應當時國家“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16字方針來發展生產。生產發展一定要靠交通運輸。交通運輸是先行官，生產要發展，要繁榮，要城鄉物資交流，我們開始跑長途，跑臨安，跑臨海，溫臺地區，因海運被國民黨封鎖，業務相當忙。
到了1952年，交通廳叫我去參加造飛機場，當時造飛機場是由浙江省交通廳公路運輸管理局調派的。金華、寧波、杭州三個地方的兩百輛車子，叫我去做運輸大隊副大隊長，負責調度指揮，任務相當艱巨。調度工作涉及到公平問題，如果不公平，工人有意見的，不好的業務給你，好的業務給他，所以調度一定要公正，這個艱巨的任務就由我來負責。
1952年“五反”后即去寧波莊橋機場，1953年到了衢州，當時工地的條件相當艱苦，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桌子，房子也是沒有瓦的，都是稻草、毛竹做的。吃飯是在用毛竹拼起來的地方吃，板都沒有，當時叫“暫設工區”。
1954年建造路橋機場，解放一江山島時我就在路橋，還到椒江去看被俘的國民黨士兵。1956年公私合營開始了，大家敲鑼打鼓。杭州市交通運輸行業成立了公私合營工作委員會，我是委員，我就組織了一個青年突擊隊，幫助清產核資。一家一戶去評估“你這個東西多少價錢？”財產要清理，清理好了以后你有多少資金，國家就給你定息。我和青年突擊隊把清產核資很快、很順利地完成了，完成以后成立了地方國營杭州市運輸公司，后改稱杭州第一汽車運輸公司。在成立大會上，上級宣布安排我做副經理，當時我們公司的職工有六千多人。我是在1956年初公私合營高潮時經兩個會員介紹申請加入民建的，組織上很快批準了。
1959年，因為前兩位支部主任相繼出事，一個反右、一個病故，我就接上去做了支部主任，這一做就做了37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活動）。后來有5年時間，新成立朝暉支部的日常工作也由我來負責。所以這5年里兩個支部工作都是我兼的，任務很艱巨。一方面自己單位里的工作要做好，另一方面，還要管牢支部工作。
加入民建以后，我切實感覺到光榮感和責任感，同時也起到了帶頭、骨干、橋梁作用。我擔任運輸支部主任工作期間，因為人多了要擴大，我又發展了兩個支部：杭州汽車制造廠支部、杭州汽車發動機廠支部。這兩個支部吸收的都是工程技術人員、高級工程師。所以說我對組織工作也做了一定貢獻，后來受到民建杭州市委會表揚。下城區統戰部召開各民主黨派支部主任的經驗交流會，邀請我去介紹經驗，我就在會議上作了介紹。所以37年支部主任精力還是花了不少的。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人員都分散了，我還是工商聯會員，組織要恢復工作，會員是會的基礎，那時我都是一個個去調查會員，把他們的情況了解清楚，材料、簡歷，各方面都要弄好。這么多年支部工作受到民建杭州市委會好評，被評了很多次先進支部，先進會員，被民建浙江省委評為先進集體、先進支部光榮稱號，自己感到我的精力沒有白花，能夠得到組織上的關心、重視，由衷地高興。
當人大代表的往事
我當杭州市人大代表是組織上推薦的。從第四屆開始，一共做了五屆。其中第四、第五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六、七、八三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民選我當代表，我當代表要為人民，這個宗旨不能少的。不是說開會的時候舉舉手、拍拍手，要腳踏實地做的，而且我是代表小組組長，擔子更加重。我做了兩屆組長，六屆還是市民建的副主委，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兼財經委員會委員。做了代表以后真正要為人民做好事，群眾反映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只要反映到我身上，我一定幫他解決。
例如從最小的事情說起。當時第六人民醫院的醫生接觸肝炎病人多，補充營養要喝牛奶卻訂不到，反映給我。怎么辦？我就到半山牛奶公司同他們“頭頭”去商量，馬上解決了。那時我去帶著人大代表視察證，視察證一拿出大家都很尊重我。
大的問題，我說說朝暉商業街。在那時候商業街冷冷清清，怎么辦？我就請杭州市副市長華麗珍一同來視察，開現場會議，問他要不要解決，怎么樣解決，請副市長來拍板，把部分商業用房下放到區后就解決了。還有比如我們朝暉地區，其中三區有一條幾百公尺的路沒有一盞路燈。群眾向我反映以后，我就在人大會議上交提案、提意見。我還親自跑到城鄉建委去。當時杭州一般小區路燈都要由建設單位出錢的。他們跟我說，路燈隊只有維修的錢，沒有添裝的錢。那我就又跑到杭州市電力局，再落實到路燈管理所，我都去跑，你不跑不會成功的，等是等不來的。最后解決了，這條路大放光芒。老百姓是很感激的，他們稱呼我和我妻子為“路燈夫妻”，路燈管理所還送來了“10年巡視風雨路，點亮小區千百燈”的榮譽證。
總之，我當人大代表做了很多實事，后來有一次杭州市人大組織縣區人大代表小組組長在桐廬召開經驗交流會，我也做了經驗介紹。
開展經濟技術咨詢
最后再講講我搞經濟技術咨詢服務的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很多知識青年要回來了，運輸公司職工子女也回到城里來。到哪里工作呢？我們公司就開辟第三產業搞旅游。搞旅游里面花樣很多的，你要去弄旅游客車，還要招待所、食堂。我就到上海采購客車，食堂、招待所的問題，就利用工商聯的網絡，請那些剛剛退休的老同志，他們都很有經驗。把這些老師傅請來，培訓知識青年，手把手教他們，還開辦輪胎翻修車間安置回城知青，這些問題都慢慢解決了。
我退休之后，杭州市民建、工商聯成立經濟技術咨詢服務部，請我到咨詢服務部工作了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到老少邊窮地區，為他們發展生產。我主要牽頭四川、云南。有一年我帶了工人、技術人員到云南省富寧縣。這個地方很窮，但養了很多牛，皮革資源還是很多的，原來都流到廣東、廣西那邊，可以利用起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帶技術人員把原來一個食品廠改造成皮革廠，還從采購設備、生產、培訓進行一條龍服務。還有一個例子是我們民建到四川南充去支援一個絲綢印染廠。南充這個地區絲綢很多，但是印染不行。我當時就到杭絲聯請了兩個高級工程師，帶著他們去南充。指導當地怎么改造設備。他們馬上開始行動，購買了意大利的先進設備。他們對我們杭州去的幾個老師傅也相當尊重，還邀請我去參加開工典禮，還有基建預決算的審核等等工作。所以我們經濟技術服務部十多年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都很好。
2015年是民建成立70周年，民建浙江省委會也60周年了，我衷心希望廣大會員能夠發揚我們民建的優良傳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堅定地走下去。不僅僅要在人大、政協會議上提出意見建議，還要發動全體民建會員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建議。特別是當前深化改革，密切聯系經濟界是我們民建的特色和優勢，所以要多在這方面提出意見建議。總之，民建工作任重道遠，希望繼續發揮民主黨派的優良傳統，發揚下去，光大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