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必求真 行必踏實
——民建先賢黃炎培廉政故事
發布時間：2017-01-23 16: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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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哲軒
黃炎培（1878～1965），江蘇川沙（今上海市）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實業家、政治家，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曾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并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在我國多黨合作史上，毛澤東和黃炎培曾討論關于“歷史興衰周期率”問題，后人稱之謂“窯洞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向毛澤東大膽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回答說：我們找到了辦法，這就是民主。從這一故事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愛國心切、敢于直言、胸懷坦蕩的黃炎培，一個“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黃炎培。
大膽建言做黨諍友
延安之行是黃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轉折，也由此開始他與毛澤東結下深厚情誼。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常向黃炎培咨詢有關國家方針政策意見，有時夜半之時黃被從睡夢中喚起，趕赴中南海豐澤園與毛澤東晤談。黃炎培向夫人姚維鈞交待，任何時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領導來請，都不得延誤。和毛澤東會晤后回家，黃炎培有時仍興奮不已，雖已至深夜，仍伏案疾書起來。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百多封信，毛澤東也回了六十多封信，討論的多是國家大事。如1950年，政府抑制通貨膨脹后，一度出現市場蕭條、商店關門的情況，黃炎培遂將自己的建議，致信毛澤東、周恩來及分管經濟工作的陳云、薄一波。毛澤東收信后，又請黃炎培當面討論。黃炎培的建議被中央采納付諸實施后，收到了好的效果。對于毛澤東的從善如流，黃炎培很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如愿了。”
抗美援朝時，眾人為出兵朝鮮的名義意見不一，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張用“中國支援軍”的名義。黃炎培聞訊后專程去中南海，提出以“志愿軍”命名為好，毛澤東欣然接受，決定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命名。1954年討論《憲法》草案時，黃炎培提出國家元首仍稱主席不稱總統、以中央人民政府為最高執行機關、中央以下各級一律稱人民政府的建議，這個建議再獲通過。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要變動的意見，成為共識。
一不斂財二不做官
黃炎培有兩個清名：一不愿斂財，二不肯做官。他一生興學，不遺余力，因口才甚好，善于籌款，獲捐甚多。創辦中華職教社后，面對各方資助，黃炎培從不據為己有，甚至不領工資，只取生活費。他創辦了那么多所學校，可自己的子女卻從小穿著舊衣服到不收取學費能管吃住的公費學校上學。他的四個兒子曾出國留學，但都是考取公費留學生，沒讓他花一文錢。學成后，全都回國效力。
抗戰時期，黃炎培曾被推舉為國民參政會的抗日募捐委員會秘書長，主持民間募捐工作，人們看重的正是他不貪財的聲望。黃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說華僑，為國家抗戰募得巨款，但他依舊是兩袖清風。困境時，他還曾上街賣字為生。黃炎培去世后，沒有一份家產，沒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斂財的清名。
黃炎培另一個清名是“不做官”。辛亥革命之后，聲望日隆的黃炎培是各派爭相拉攏的對象，手段就是封官許愿，黃炎培卻兩次拒絕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袁世凱十分不滿，說黃炎培是“與官不做，遇事生風”的人。
1946年7月，國民黨欲拉攏黃炎培，讓杜月笙傳陳立夫的話，希望他能夠脫離民盟，單獨參加國民大會，黃炎培堅決謝絕。表示：我不能同意于不統一、不團結之下通過憲法。我若脫離民盟，無疑等于自毀人格。他給友人回信中回答了為何數次不愿做官：“弟對職業教育，確信為能解決人類間種種問題之最扼要辦法。若一行作吏，勢須拋棄半途，實違宿愿。”
1949年，國民黨反對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作垂死掙扎。蔣介石要黃炎培跟著他走，但黃決心跟共產黨走。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發話了：“絕不能放過黃炎培的二兒子。”特務逮捕了黃炎培的二兒子黃競武，黃競武寧死不屈，被特務打斷腿活埋了。這慘無人道的舉動震驚國共兩黨。
為人民做官
1949年3月，毛澤東從西柏坡抵達北平，在香山雙清別墅單獨宴請黃炎培。毛澤東希望黃炎培能夠團結并領導民族實業家們，黃接受重托，第二天，就把3份草擬好的電報交給李維漢代發，分別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傳遞信息，迎接上海解放。
隨后，周恩來總理盛情邀請黃炎培“出山”。黃炎培沒有再推辭，他以72歲的高齡，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成為4名開國副總理之一。黃炎培復出做官遭到他兒子的不解，問道：“父親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過70做起官來?”黃炎培回答：“情況不同了，現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不做。我現在是做事，是為人民做事，不是為個人做官。”
嚴苛教子清廉做人
黃炎培是我國近代職業教育先驅，對子女的教育他同樣上心，且相當嚴格，從不嬌慣孩子。四子黃大能初中就讀于滬江大學附屬中學，該校環境優美、學費昂貴，學生中多為富家子弟，黃大能身處其間也受了些影響。黃炎培察覺到兒子的變化后果斷將其轉到位于上海南市陸家浜貧民區的中華職業學校。他說：“我們黃家可不能培養出一個貴族子弟來。”
黃炎培在民建會內提出“責在人先，利居眾后”，現在成為全體會員向老一輩領導人學習的座右銘。他在家里也給子女寫了一則座右銘：“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如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于錢，外圓內方。”前四句，是告誡兒子，做人一定要追求真理，不被紛雜的邪說所誘惑，以致誤入歧途。中間四句是對兒子日常的要求。最后四句，意味深長。他要求兒子對待同志和藹可親，像春風一樣暖人；對壞人壞事像秋霜一樣凌厲。
這幾句箴言，不只是一位父親對子女的教育要求，也是黃炎培真誠愛國、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一生最好的寫照。
在我國多黨合作史上，毛澤東和黃炎培曾討論關于“歷史興衰周期率”問題，后人稱之謂“窯洞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向毛澤東大膽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史上“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回答說：我們找到了辦法，這就是民主。從這一故事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愛國心切、敢于直言、胸懷坦蕩的黃炎培，一個“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黃炎培。
大膽建言做黨諍友
延安之行是黃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轉折，也由此開始他與毛澤東結下深厚情誼。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常向黃炎培咨詢有關國家方針政策意見，有時夜半之時黃被從睡夢中喚起，趕赴中南海豐澤園與毛澤東晤談。黃炎培向夫人姚維鈞交待，任何時候毛主席或其他中央領導來請，都不得延誤。和毛澤東會晤后回家，黃炎培有時仍興奮不已，雖已至深夜，仍伏案疾書起來。他親筆給毛澤東寫了一百多封信，毛澤東也回了六十多封信，討論的多是國家大事。如1950年，政府抑制通貨膨脹后，一度出現市場蕭條、商店關門的情況，黃炎培遂將自己的建議，致信毛澤東、周恩來及分管經濟工作的陳云、薄一波。毛澤東收信后，又請黃炎培當面討論。黃炎培的建議被中央采納付諸實施后，收到了好的效果。對于毛澤東的從善如流，黃炎培很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如愿了。”
抗美援朝時，眾人為出兵朝鮮的名義意見不一，毛澤東和周恩來主張用“中國支援軍”的名義。黃炎培聞訊后專程去中南海，提出以“志愿軍”命名為好，毛澤東欣然接受，決定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命名。1954年討論《憲法》草案時，黃炎培提出國家元首仍稱主席不稱總統、以中央人民政府為最高執行機關、中央以下各級一律稱人民政府的建議，這個建議再獲通過。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要變動的意見，成為共識。
一不斂財二不做官
黃炎培有兩個清名：一不愿斂財，二不肯做官。他一生興學，不遺余力，因口才甚好，善于籌款，獲捐甚多。創辦中華職教社后，面對各方資助，黃炎培從不據為己有，甚至不領工資，只取生活費。他創辦了那么多所學校，可自己的子女卻從小穿著舊衣服到不收取學費能管吃住的公費學校上學。他的四個兒子曾出國留學，但都是考取公費留學生，沒讓他花一文錢。學成后，全都回國效力。
抗戰時期，黃炎培曾被推舉為國民參政會的抗日募捐委員會秘書長，主持民間募捐工作，人們看重的正是他不貪財的聲望。黃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說華僑，為國家抗戰募得巨款，但他依舊是兩袖清風。困境時，他還曾上街賣字為生。黃炎培去世后，沒有一份家產，沒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斂財的清名。
黃炎培另一個清名是“不做官”。辛亥革命之后，聲望日隆的黃炎培是各派爭相拉攏的對象，手段就是封官許愿，黃炎培卻兩次拒絕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袁世凱十分不滿，說黃炎培是“與官不做，遇事生風”的人。
1946年7月，國民黨欲拉攏黃炎培，讓杜月笙傳陳立夫的話，希望他能夠脫離民盟，單獨參加國民大會，黃炎培堅決謝絕。表示：我不能同意于不統一、不團結之下通過憲法。我若脫離民盟，無疑等于自毀人格。他給友人回信中回答了為何數次不愿做官：“弟對職業教育，確信為能解決人類間種種問題之最扼要辦法。若一行作吏，勢須拋棄半途，實違宿愿。”
1949年，國民黨反對政府已是日薄西山，作垂死掙扎。蔣介石要黃炎培跟著他走，但黃決心跟共產黨走。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發話了：“絕不能放過黃炎培的二兒子。”特務逮捕了黃炎培的二兒子黃競武，黃競武寧死不屈，被特務打斷腿活埋了。這慘無人道的舉動震驚國共兩黨。
為人民做官
1949年3月，毛澤東從西柏坡抵達北平，在香山雙清別墅單獨宴請黃炎培。毛澤東希望黃炎培能夠團結并領導民族實業家們，黃接受重托，第二天，就把3份草擬好的電報交給李維漢代發，分別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傳遞信息，迎接上海解放。
隨后，周恩來總理盛情邀請黃炎培“出山”。黃炎培沒有再推辭，他以72歲的高齡，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成為4名開國副總理之一。黃炎培復出做官遭到他兒子的不解，問道：“父親一生拒不做官，怎么年過70做起官來?”黃炎培回答：“情況不同了，現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不做。我現在是做事，是為人民做事，不是為個人做官。”
嚴苛教子清廉做人
黃炎培是我國近代職業教育先驅，對子女的教育他同樣上心，且相當嚴格，從不嬌慣孩子。四子黃大能初中就讀于滬江大學附屬中學，該校環境優美、學費昂貴，學生中多為富家子弟，黃大能身處其間也受了些影響。黃炎培察覺到兒子的變化后果斷將其轉到位于上海南市陸家浜貧民區的中華職業學校。他說：“我們黃家可不能培養出一個貴族子弟來。”
黃炎培在民建會內提出“責在人先，利居眾后”，現在成為全體會員向老一輩領導人學習的座右銘。他在家里也給子女寫了一則座右銘：“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事閑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無欲則剛；如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于錢，外圓內方。”前四句，是告誡兒子，做人一定要追求真理，不被紛雜的邪說所誘惑，以致誤入歧途。中間四句是對兒子日常的要求。最后四句，意味深長。他要求兒子對待同志和藹可親，像春風一樣暖人；對壞人壞事像秋霜一樣凌厲。
這幾句箴言，不只是一位父親對子女的教育要求，也是黃炎培真誠愛國、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一生最好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