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賢蔡邦華、吳覺農的故事
發布時間：2017-12-11 09: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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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煒
今年5月21日，浙江大學迎來了120周年華誕。浙大師生和來自海內外校友代表及教育界人士歡聚杭州西子湖畔共慶佳節。
浙大是一所百年名校，如今桃李滿天下，享譽海內外。它走過了光榮又不平凡的道路，依靠的是始終秉承“求是創新”的校訓，執著的學術理想，務實的學術風氣，雄厚的師資隊伍，嚴謹的治學精神，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建設優秀人才。在120周年校慶之際，浙大在宣傳報導中就提到了一批名師，他們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為新學科建設奠定基礎等方面，留下了光輝的業績。其中就有兩位是民建先賢。由于他們入會時間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同志并不熟悉，因此有必要作一些介紹。
我國著名昆蟲學家蔡邦華
蔡邦華（1902～1983），江蘇溧陽人，我國著名昆蟲學家。畢業于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1930年赴德國進修，1932年回國后，曾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中央農業試驗所研究員，江蘇省昆蟲局局長。建國后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等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潛心研究昆蟲學，對學術研究視作比自己生命還重要。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浙大西遷，蔡邦華在西遷路上，不顧勞累，依然采集昆蟲標本，講授昆蟲分類、昆蟲生態學。等到學校回遷的時候，因路途遙遠，要運回的物資太多，他什么行李都舍得扔，唯獨這批寶貴的標本和重要的書籍留下來了。1939年他留下的昆蟲標本如今成了“鎮院之寶”。他深入研究生物防治和生態調控理論，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發現田間的害蟲有很多的天敵，只要人們把天敵培養好，就能防治害蟲，而不需噴灑農藥。他創立了一套害蟲預測預報制度，首次明確了害蟲“猖獗”的實際含義，提出了松毛蟲和白蟻綜合防治方案。在有翅目等5個科目中發現了150多個新屬種，奠定了中國森林昆蟲學研究的基礎。著有《昆蟲分類學》，發表論文數百篇。
蔡邦華思想進步，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1947年10月26日，警方以“共匪嫌疑”罪名逮捕了浙大4名學生。其中于子三是浙大農學院學生、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浙江學聯、浙大學生自治會和全國學聯的聯系人，又是黨的秘密組織“新民主青年社”華家池分社的負責人，但并不是共產黨員。
于子三被捕后慘遭殺害。事件發生后，竺可楨校長立即向國民黨當局嚴正交涉，要求公布事實真相，嚴懲兇手，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保證今后不發生類似事件。全校師生積極響應，舉行集會抗議游行等形式，為愛國學生伸張正義，為于子三報仇。但是，國民黨當局掩蓋真相推卸責任的惡劣態度，激起了師生的強烈不滿，11月3日起，浙大師生一致行動，舉行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研究生罷研、工人罷工的“四罷斗爭”，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浙大師生還要為于子三烈士舉行公祭大會和安葬出殯游行，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特務的破壞和鎮壓，一些學生在沖突中受傷。于子三事件得到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大中學校的積極聲援，形成了全國性的“反迫害、爭自由”愛國民主運動。前后歷時140余天，在浙江大學愛國民主斗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蔡邦華作為浙大農學院院長，于子三又是農學院學生，他一直關心愛護青年學生的進步，自始至終積極參加這場斗爭。他受浙大委派赴南京向教育部報告事件的經過。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黎明時刻即將到來之際，蔡邦華等人經浙大校務委員會推薦，參加由竺可楨校長領導的安全委員會組織，堅持護校，為迎接解放、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在潰逃前對學校進行破壞活動，作出了積極貢獻。
蔡邦華1950年6月加入民建會，1949年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是第二、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代茶圣”吳覺農
吳覺農（1897～1989），浙江上虞人，幼小受家庭熏陶，聰明好學。他的家鄉上虞縣屬于我國平水茶區，在童年時代他經常到茶山觀看茶農勞作情況，目睹茶農忍饑挨餓辛苦一年卻得不到溫飽。以后長大了，在進步思想影響下，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在于農民覺悟起來，他原名吳榮堂，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覺農”，立志要幫助農民提高覺悟，改進生產，改善生活。在縣立高小畢業后，他考入浙江省中等農業學堂（后改名為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是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前身）。1917年畢業后他在校任講師三年。1919～1922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廳公費生赴日本留學，在日本農林水產省（部）的茶葉試驗場和精制工廠學習。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搜集了世界各國有關茶產業發展情況的資料，寫成文章后寄回國內在《中華農學會刊》等雜志上發表。
從日本回國后，曾在安徽蕪湖市省第二農業學校任教，在上海中華農學會任總干事兼《新學農雜志》主編，在上海市社會局園林場負責技術指導工作，在浙江省農業銀行和合作事業管理局負責干部培訓工作，在上海商品檢驗局任技正兼茶葉檢驗處處長。雖然工作崗位變動多，但始終沒有離開“農”字，尤其是不忘振興我國茶產業事業。在上海商品檢驗局工作期間，他編制了中國第一部出口茶檢驗標準，并積極倡導產地檢驗制度；1935年，他與人合作撰寫出版了長達13萬字的《中國茶葉復興計劃》；他先后到日本、印度、斯里蘭卡、印尼及英法諸國考察，對國際茶產業情況作詳細的調查，寫了多項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和提高我國茶葉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建議。他的茶葉著作很多，著有《茶經述評》，被譽為“20世紀的新茶經”，是當代研究陸羽《茶經》最有權威的著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為該書作序時，稱他是“當代茶圣”。還有《茶樹原產地考》《中國茶葉改革方準》兩篇論文，是最早關于中國茶樹原產地的研究成果論述。《茶樹原產地考》一文，駁斥了西方人貶低中國，說茶樹在公元517年才輸入中國的謬論，證實了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已經用茶，還中國茶葉原產地的榮譽。在抗日戰爭后期，他提出高等院校要設茶學系的建議，在重慶的復旦大學設立茶葉專業是他促成的。
吳覺農是一位出身于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為振興我國茶葉業含辛茹苦奮斗了一輩子，幾經挫折，百折不回，始終堅定理想信念，刻苦鉆研，忘我工作，從沒有停止過前進的腳步。他認識到要振興茶葉，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要做大量艱苦扎實的工作；他一貫注重實地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搞清楚問題癥結所在，提出科學振興計劃；他懂得要提高茶葉品質，必須先從培養人才入手，特別是培養年輕人，只有掌握了先進技術，才能開拓創新，為培養人才他甘為人梯付出了一生辛勞；他懂得理論來源于實踐，善于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從中找出規律；他筆耕不輟，著書立說，為后人留下了數百萬字珍貴資料。他青少年時就立志愛國報國，心中始終裝著“祖國”，要為祖國爭取榮譽、為振興中華多做貢獻。這些都是他的寶貴品格。
吳覺農是茶葉專家，他謙遜說自己“我一生事茶，是個茶人”，他還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建國前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制造分裂和內戰的陰謀。參與王昆侖、王炳南、許寶駒等人發起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組織（又稱“小民革”，這是一個不公開組織，建國初自動解散）。吳覺農利用他的工作和聲譽，掩護中共地下黨員，營救蒙難青年，宣傳黨的政策，把他獲取的重要軍事情報及時送給我軍。在上海護送好幾位民主人士安全去香港。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政務院任命吳覺農為農業部副部長，并兼任中國茶葉總公司總經理。在領導崗位上，他繼續關心茶產業的發展，擬定了增產紅茶出口、增加外匯收入計劃，為提高茶葉質量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9年10月，吳覺農加入民建，連續幾屆擔任民建中央委員、中央常委，是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全國政協第三屆、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常委。他的一生勤勤懇懇、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無私奉獻，年過90高齡仍老當益壯，每天堅持政治學習，關心國家大事。
蔡邦華、吳覺農兩位先賢家國情懷、為國家民族無私奉獻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人們將永遠記住他們。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本文刊載于《情系中華》第六期
浙大是一所百年名校，如今桃李滿天下，享譽海內外。它走過了光榮又不平凡的道路，依靠的是始終秉承“求是創新”的校訓，執著的學術理想，務實的學術風氣，雄厚的師資隊伍，嚴謹的治學精神，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建設優秀人才。在120周年校慶之際，浙大在宣傳報導中就提到了一批名師，他們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為新學科建設奠定基礎等方面，留下了光輝的業績。其中就有兩位是民建先賢。由于他們入會時間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許多同志并不熟悉，因此有必要作一些介紹。
我國著名昆蟲學家蔡邦華
蔡邦華（1902～1983），江蘇溧陽人，我國著名昆蟲學家。畢業于日本鹿兒島高等農林學校。1930年赴德國進修，1932年回國后，曾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中央農業試驗所研究員，江蘇省昆蟲局局長。建國后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等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潛心研究昆蟲學，對學術研究視作比自己生命還重要。抗日戰爭爆發以后，浙大西遷，蔡邦華在西遷路上，不顧勞累，依然采集昆蟲標本，講授昆蟲分類、昆蟲生態學。等到學校回遷的時候，因路途遙遠，要運回的物資太多，他什么行李都舍得扔，唯獨這批寶貴的標本和重要的書籍留下來了。1939年他留下的昆蟲標本如今成了“鎮院之寶”。他深入研究生物防治和生態調控理論，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發現田間的害蟲有很多的天敵，只要人們把天敵培養好，就能防治害蟲，而不需噴灑農藥。他創立了一套害蟲預測預報制度，首次明確了害蟲“猖獗”的實際含義，提出了松毛蟲和白蟻綜合防治方案。在有翅目等5個科目中發現了150多個新屬種，奠定了中國森林昆蟲學研究的基礎。著有《昆蟲分類學》，發表論文數百篇。
蔡邦華思想進步，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1947年10月26日，警方以“共匪嫌疑”罪名逮捕了浙大4名學生。其中于子三是浙大農學院學生、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浙江學聯、浙大學生自治會和全國學聯的聯系人，又是黨的秘密組織“新民主青年社”華家池分社的負責人，但并不是共產黨員。
于子三被捕后慘遭殺害。事件發生后，竺可楨校長立即向國民黨當局嚴正交涉，要求公布事實真相，嚴懲兇手，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保證今后不發生類似事件。全校師生積極響應，舉行集會抗議游行等形式，為愛國學生伸張正義，為于子三報仇。但是，國民黨當局掩蓋真相推卸責任的惡劣態度，激起了師生的強烈不滿，11月3日起，浙大師生一致行動，舉行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研究生罷研、工人罷工的“四罷斗爭”，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浙大師生還要為于子三烈士舉行公祭大會和安葬出殯游行，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特務的破壞和鎮壓，一些學生在沖突中受傷。于子三事件得到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大中學校的積極聲援，形成了全國性的“反迫害、爭自由”愛國民主運動。前后歷時140余天，在浙江大學愛國民主斗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蔡邦華作為浙大農學院院長，于子三又是農學院學生，他一直關心愛護青年學生的進步，自始至終積極參加這場斗爭。他受浙大委派赴南京向教育部報告事件的經過。1949年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黎明時刻即將到來之際，蔡邦華等人經浙大校務委員會推薦，參加由竺可楨校長領導的安全委員會組織，堅持護校，為迎接解放、防止國民黨反動派在潰逃前對學校進行破壞活動，作出了積極貢獻。
蔡邦華1950年6月加入民建會，1949年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是第二、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代茶圣”吳覺農
吳覺農（1897～1989），浙江上虞人，幼小受家庭熏陶，聰明好學。他的家鄉上虞縣屬于我國平水茶區，在童年時代他經常到茶山觀看茶農勞作情況，目睹茶農忍饑挨餓辛苦一年卻得不到溫飽。以后長大了，在進步思想影響下，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根本問題在于農民覺悟起來，他原名吳榮堂，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覺農”，立志要幫助農民提高覺悟，改進生產，改善生活。在縣立高小畢業后，他考入浙江省中等農業學堂（后改名為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是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前身）。1917年畢業后他在校任講師三年。1919～1922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廳公費生赴日本留學，在日本農林水產省（部）的茶葉試驗場和精制工廠學習。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搜集了世界各國有關茶產業發展情況的資料，寫成文章后寄回國內在《中華農學會刊》等雜志上發表。
從日本回國后，曾在安徽蕪湖市省第二農業學校任教，在上海中華農學會任總干事兼《新學農雜志》主編，在上海市社會局園林場負責技術指導工作，在浙江省農業銀行和合作事業管理局負責干部培訓工作，在上海商品檢驗局任技正兼茶葉檢驗處處長。雖然工作崗位變動多，但始終沒有離開“農”字，尤其是不忘振興我國茶產業事業。在上海商品檢驗局工作期間，他編制了中國第一部出口茶檢驗標準，并積極倡導產地檢驗制度；1935年，他與人合作撰寫出版了長達13萬字的《中國茶葉復興計劃》；他先后到日本、印度、斯里蘭卡、印尼及英法諸國考察，對國際茶產業情況作詳細的調查，寫了多項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和提高我國茶葉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建議。他的茶葉著作很多，著有《茶經述評》，被譽為“20世紀的新茶經”，是當代研究陸羽《茶經》最有權威的著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為該書作序時，稱他是“當代茶圣”。還有《茶樹原產地考》《中國茶葉改革方準》兩篇論文，是最早關于中國茶樹原產地的研究成果論述。《茶樹原產地考》一文，駁斥了西方人貶低中國，說茶樹在公元517年才輸入中國的謬論，證實了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已經用茶，還中國茶葉原產地的榮譽。在抗日戰爭后期，他提出高等院校要設茶學系的建議，在重慶的復旦大學設立茶葉專業是他促成的。
吳覺農是一位出身于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為振興我國茶葉業含辛茹苦奮斗了一輩子，幾經挫折，百折不回，始終堅定理想信念，刻苦鉆研，忘我工作，從沒有停止過前進的腳步。他認識到要振興茶葉，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要做大量艱苦扎實的工作；他一貫注重實地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搞清楚問題癥結所在，提出科學振興計劃；他懂得要提高茶葉品質，必須先從培養人才入手，特別是培養年輕人，只有掌握了先進技術，才能開拓創新，為培養人才他甘為人梯付出了一生辛勞；他懂得理論來源于實踐，善于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從中找出規律；他筆耕不輟，著書立說，為后人留下了數百萬字珍貴資料。他青少年時就立志愛國報國，心中始終裝著“祖國”，要為祖國爭取榮譽、為振興中華多做貢獻。這些都是他的寶貴品格。
吳覺農是茶葉專家，他謙遜說自己“我一生事茶，是個茶人”，他還是經濟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建國前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制造分裂和內戰的陰謀。參與王昆侖、王炳南、許寶駒等人發起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組織（又稱“小民革”，這是一個不公開組織，建國初自動解散）。吳覺農利用他的工作和聲譽，掩護中共地下黨員，營救蒙難青年，宣傳黨的政策，把他獲取的重要軍事情報及時送給我軍。在上海護送好幾位民主人士安全去香港。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政務院任命吳覺農為農業部副部長，并兼任中國茶葉總公司總經理。在領導崗位上，他繼續關心茶產業的發展，擬定了增產紅茶出口、增加外匯收入計劃，為提高茶葉質量等方面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9年10月，吳覺農加入民建，連續幾屆擔任民建中央委員、中央常委，是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全國政協第三屆、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常委。他的一生勤勤懇懇、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無私奉獻，年過90高齡仍老當益壯，每天堅持政治學習，關心國家大事。
蔡邦華、吳覺農兩位先賢家國情懷、為國家民族無私奉獻精神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人們將永遠記住他們。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本文刊載于《情系中華》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