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常良，1934年5月出生，1956年6月加入民建。曾任民建浙江省委會組宣處正處級調研員。
我1955年到民建工作時，對民建一點不了解。報到時先到省委統戰部，有關領導說到民建去工作，只說是工商界中上層組織，工作要求比工商聯高，工商聯是業務工作，民建是思想工作，要我好好干。我只知道服從組織調配，不敢問，心想不知道要干幾年，幾年后可能又要把我調去什么單位？結果一干干了四十年，干了一輩子，當初真沒有想到。
到民建后我就找有關資料學習，知道“共同綱領”，“政治協商會議”，民建和其他幾個黨派歷史。知道當初中共中央和各黨派有一個協議：“共產黨有義務向民主黨派輸送干部”，因為當時民主黨派沒有條件自己選拔干部。我當時一心想跟共產黨鬧革命，建設新中國，這是多光榮的事情！現在到了民主黨派，工資大打折扣，害得母親和妹妹吃苦。但嘴上一直不說，也沒有地方說，只好放在肚里，心想最好有一天突然又接到調令，調我去其他地方轟轟烈烈地鬧革命。
現在看來，那時的想法十分好笑。經過四十年的磨煉，我對民建對統戰認識不斷提高，我對民建有了深厚的感情。我在職時有的申請入會同志對民建認識有問題，有的基層黨委領導對民主黨派認識有問題，我都主動上門給他們講道理。
做民建工作，做民主黨派工作其實是做團結人的工作。我們去團結黨外人士，把大家凝聚在黨的周圍。團結人，就要深入基層，廣泛聯系會員，和他們做朋友，和會員打成一片。我在民建是一個“小人物”，對民建組織談不上什么貢獻、成就。但我深入基層、廣泛接觸會員，和會員交朋友。他們信任我、歡喜我、記掛我。我為他們服務，堅決不會傷害他們。
我在省委統戰部和省政協都有朋友,但我有更多的朋友在民建組織，他們在省屬單位，在大專院校，在全省各市……我想念他們，他們記掛著我。不少會員在我退休已20年的今天還和我保持聯系。
由于我在會時間長，以會為家，繼往開來，同時深入基層，聯系會員，廣泛參加會員活動，所以不僅對省委會老一輩領導，而且對各市委會老領導都比較了解，我知道他們的貢獻和作用。這些老領導有的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受過誤傷，但他們毫無怨言，忠心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
我講幾位最重要的，接觸交往最深刻的。
孫起孟（民建中央原主席）
孫老是民建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長期擔任民建領導工作。因為他是國家領導人，雖然他來過浙江好幾次，但我只能遠距離接觸，聽他的講話，連握手機會也沒有。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來浙江視察工作時生病住院了，湯老挑選我去孫老身邊照顧，這是對我最大的信任、鼓勵和榮譽，使我有幸聆聽孫老的教誨。他地位高，但不居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我是一般干部，但他沒有架子，對人尊重，不讓我干應該屬于護理護士的工作，他說這是分工。“我要湯老把你請來不是要你做護理人員的工作！”孫老在病重期間仍關注國家大事，他每天早上第一時間要我把當天的《人民日報》拿來，如有“社論”或“評論員”文章，要一字一句讀給他聽，連標點符號也要讀。他說這是黨中央聲音，要認真學習領會。他熟悉有哪些人在寫“社論”或“評論員”文章。他有時可以說出這篇文章是哪一位領導寫的。
湯老經常來看望孫老，看孫老病情有無好轉，他倆都非常關心我省和各省民建領導接班人問題，商討接班人選。他們認為：“接班人挑選不好，會斷送民建優良傳統，毀掉民建。對不起后人。”對兩老談論的人事問題，我按組織紀律，不記錄，不外傳。孫老病情好轉后，還問我和家庭情況，問我做過什么工作，什么時候到民建工作的。當孫老知道我原是胡慶余堂一個共青團員，抱著革命熱情出來“革命”，結果不在共產黨隊伍，卻長期在民主黨派工作，有失落情緒，他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勉勵我在湯老身邊好好工作。他說，為民建工作，也是為黨工作。統一戰線工作很重要，要有人搞并認真把它搞好。革命隊伍里有很多“無名英雄”，我們要向他們學習，在黨外為黨工作、為黨的目標奮斗！孫老這些話使我再次接受統一戰線教育。
孫老病愈康復出院前，在他提議下我們合影留念。
唐巽澤（民建省委會原主委）
他對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堅決擁護，在工商界中有很高威望。他經常給民建會員和工商界作報告，大家非常愿意聽，八百多人的會場，經常座無虛席。他作報告往往不用講話稿，一講半天，內容聯系實際，生動透徹，針對民建會員和工商界思想，有聲有色，深入淺出，聽的人津津有味，全神貫注，忘記時間。
他對干部要求嚴格，大膽使用。我1955年9月民建報到后分配在組宣處，他要求我主要負責組織發展和建設，用一兩年時間去紹興、嘉興、湖州、金華發展一批會員并建立市委會（籌）。
他慈祥可親，平易近人，關心干部。在他手下工作有安全感。他帶頭深入基層，聯系會員，要求每個干部至少聯系1個支部，和會員談心、交朋友并進行家庭訪問。他聽中央或省委領導報告，記錄的速度驚人，身備幾支鋼筆，把報告全文記下來。但只有周平英（唐巽澤夫人）、周介東（民建省委會原工作人員）二人看懂記錄文字。
馮梯云（民建中央原常務副主席、監察部原副部長）
他在寧波工商界中有一定威望，工作能力較強，有很高的文化，政治旗幟鮮明，聽報告記錄速度也很驚人，身備幾支鋼筆。因為他和唐巺澤工作能力、作風等有很多共同點，因此被浙江民建會員和工商界稱呼為“小唐巺澤”。
文革結束恢復組織活動后，孫起孟親自出馬點名要馮梯云到民建中央工作。他去中央后我和他的接觸就少了。但我在職時，馮梯云和夫人來杭州，我還負責他們的接待工作。
湯元炳（民建省委會原副主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浙江省原副省長）
湯老，我在1952年到市工商聯工作時就認識他。1959年民建省工委搬到長生路33號與省工商聯一起辦公時見面機會多了，但因為民建和工商聯組織工作是分開的，工作上接觸很少。
1980年省“兩會”（即民建和工商聯）恢復組織活動，他負責領導“兩會”工作，把我安排過來負責組織工作，有時叫我一起外出。他對工商界和干部非常愛護和關心，對反右整風中一大批工商界骨干和省工商聯干部被錯劃為右派非常痛心。1978年至1980年，黨中央接連下達三個文件，對錯劃要糾正。我回民建省委后，湯老首要任務是要我代表他去看看被錯劃右派同志有沒有被改正過來，在各地工作生活情況怎么樣。我去省委統戰部開介紹信去各地落實政策并向他匯報，他才放心。
湯老很穩重，很細致謹慎。作報告時，都按原稿宣講。他每次對我提供的名單一點一劃看得很仔細，有一次一個“候”補的候字我寫錯了，可能是多了一劃，他看后給我指出來。
俞佐宸（民建省委會原主委、寧波市委會原主委）
俞佐宸在寧波工商界、全省工商界，甚至在香港工商界中都有一定影響，有很高威望。八十年代省政府成立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湯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為了解決啟動資金問題，湯老計劃帶我去寧波請俞佐宸出馬走一趟香港籌款。但可惜俞佐老和夫人周竹君都表示體力不行，“力不從心”，只好作罷。我和湯老還吃了一餐周竹君燒的美味，她燒菜技術有一套，寧波籍香港企業家來寧波去拜訪俞佐老，歡喜吃她做的菜，吃過的人都會夸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