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日記》讀后感
發布時間：2018-01-17 1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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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黃炎培在1945年7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應中共中央的邀請訪問延安。訪問延安是黃炎培的夙愿，他信奉百聞不如一見，早就想到延安去看看。在訪問延安期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沒有一寸土地荒蕪，沒有一個人在閑蕩，軍民關系如魚水，深受感動。他接觸了中共領導干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和一些高級將領，與他們親切交談，特別是有機會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他向毛澤東提出如何跳出興衰周期率支配問題，得到了毛的肯定回答，受到啟示。延安之行使黃炎培大開眼界，他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的光明前途增強了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實現中國夢的勇氣，成為他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
黃炎培從延安返回重慶后，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前來詢問延安訪問情況，他抓緊時間，一是將訪問延安所見所聞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并沖破國民黨當局新聞封鎖的禁令，通過國訊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書一版再版，不斷擴大發行量，社會影響很大，對揭露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惡意造謠中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著手，籌備組建新的政治組織（即后來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在他的日記中有詳實的記載。這是一份珍貴的歷史史料，拜讀后我感觸頗深，先賢們的艱辛創業付出，先賢們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點體會：
一是黃炎培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條，“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在民建會的籌備成立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且做得很完美。黃炎培1945年7月訪問延安歸來，為了爭取國家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萌發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組織，既能在實現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積極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組織。他確立了這一目標后，不顧前進路上有多大的困難，都積極地排除萬難去進行。8月，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兩個人對國家前途和對組建民建組織形成了共識。此后他為籌建民建組織先后舉行大大小小24次會議，個別談話的不算，時間上抓得很緊。當時沒有會所就在私人住所舉行，以后也是借用別的單位場所開會，由于白天大家公務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時間進行的，甚至討論至深夜。黃炎培當時年已68歲，畢竟是年事已高，身體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堅持工作，精神可嘉。這是為了什么？這就是胡厥文在紀念黃炎培的文章中總結的最主要的兩點：一是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信念；二是對于光明、對于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孫起孟贊同胡厥老概括的這兩點，認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黃炎培以愛國敬業為推動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喚起人們的覺醒，善于團結工商實業界進步人士，善于發揮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憶中寫到“偕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問題，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僅贊同黃炎培的意見，而且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胡厥文說，“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頭搞實業，還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取得應有的地位。”“工商界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長搞政治，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養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們兩人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參加。
民建從成立開始，就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組織，而是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組織。實踐證明，邀請章乃器等人參加民建籌備工作是正確的，他們不但在民建籌備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動民建事業發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他和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成立救國會，救國會的政治宣言是他參與起草的，后來章乃器等7人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審時，答辯書也是章乃器參與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義凜然，震撼法庭內外，因而他獲得了“宣言專家”的稱號。民建在籌備過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張、政治口號、民建會章程及進行步驟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擬出提綱，經集體討論商定，有的是先由集體討論，然后由章乃器執筆成文，再經集體商定。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明確方向，持慎重的態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積極地承擔起責任，較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施復亮、孫起孟等人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籌備組充分發揚民主，各抒所見，不搞一錘定音，這樣的民主作風，吸引了大家積極參與，凝聚了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對待民建會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態度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積極支持民建的，因為民建當時提出的政治主張，開展的反帝愛國民主斗爭，與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派員與民建組織保持經常性聯系，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則對民建會成立，不予承認。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對民建會成立的消息不刊登。這為以后對民建會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締組織埋下了伏筆。但是民建先賢們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繼續戰斗，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直至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譜寫了民建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黃炎培從延安返回重慶后，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前來詢問延安訪問情況，他抓緊時間，一是將訪問延安所見所聞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并沖破國民黨當局新聞封鎖的禁令，通過國訊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書一版再版，不斷擴大發行量，社會影響很大，對揭露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惡意造謠中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著手，籌備組建新的政治組織（即后來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在他的日記中有詳實的記載。這是一份珍貴的歷史史料，拜讀后我感觸頗深，先賢們的艱辛創業付出，先賢們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點體會：
一是黃炎培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條，“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在民建會的籌備成立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且做得很完美。黃炎培1945年7月訪問延安歸來，為了爭取國家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萌發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組織，既能在實現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積極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組織。他確立了這一目標后，不顧前進路上有多大的困難，都積極地排除萬難去進行。8月，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兩個人對國家前途和對組建民建組織形成了共識。此后他為籌建民建組織先后舉行大大小小24次會議，個別談話的不算，時間上抓得很緊。當時沒有會所就在私人住所舉行，以后也是借用別的單位場所開會，由于白天大家公務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時間進行的，甚至討論至深夜。黃炎培當時年已68歲，畢竟是年事已高，身體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堅持工作，精神可嘉。這是為了什么？這就是胡厥文在紀念黃炎培的文章中總結的最主要的兩點：一是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信念；二是對于光明、對于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孫起孟贊同胡厥老概括的這兩點，認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黃炎培以愛國敬業為推動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喚起人們的覺醒，善于團結工商實業界進步人士，善于發揮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憶中寫到“偕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問題，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僅贊同黃炎培的意見，而且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胡厥文說，“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頭搞實業，還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取得應有的地位。”“工商界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長搞政治，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養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們兩人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參加。
民建從成立開始，就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組織，而是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組織。實踐證明，邀請章乃器等人參加民建籌備工作是正確的，他們不但在民建籌備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動民建事業發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他和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成立救國會，救國會的政治宣言是他參與起草的，后來章乃器等7人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審時，答辯書也是章乃器參與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義凜然，震撼法庭內外，因而他獲得了“宣言專家”的稱號。民建在籌備過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張、政治口號、民建會章程及進行步驟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擬出提綱，經集體討論商定，有的是先由集體討論，然后由章乃器執筆成文，再經集體商定。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明確方向，持慎重的態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積極地承擔起責任，較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施復亮、孫起孟等人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籌備組充分發揚民主，各抒所見，不搞一錘定音，這樣的民主作風，吸引了大家積極參與，凝聚了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對待民建會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態度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積極支持民建的，因為民建當時提出的政治主張，開展的反帝愛國民主斗爭，與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派員與民建組織保持經常性聯系，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則對民建會成立，不予承認。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對民建會成立的消息不刊登。這為以后對民建會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締組織埋下了伏筆。但是民建先賢們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繼續戰斗，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直至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譜寫了民建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