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日記》讀后感
發布時間:2018-01-17 1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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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黃炎培在1945年7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應中共中央的邀請訪問延安。訪問延安是黃炎培的夙愿,他信奉百聞不如一見,早就想到延安去看看。在訪問延安期間,他親眼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沒有一寸土地荒蕪,沒有一個人在閑蕩,軍民關系如魚水,深受感動。他接觸了中共領導干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和一些高級將領,與他們親切交談,特別是有機會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他向毛澤東提出如何跳出興衰周期率支配問題,得到了毛的肯定回答,受到啟示。延安之行使黃炎培大開眼界,他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對中國的光明前途增強了信心,鼓舞了他追求真理實現中國夢的勇氣,成為他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
黃炎培從延安返回重慶后,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前來詢問延安訪問情況,他抓緊時間,一是將訪問延安所見所聞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并沖破國民黨當局新聞封鎖的禁令,通過國訊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書一版再版,不斷擴大發行量,社會影響很大,對揭露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惡意造謠中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著手,籌備組建新的政治組織(即后來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在他的日記中有詳實的記載。這是一份珍貴的歷史史料,拜讀后我感觸頗深,先賢們的艱辛創業付出,先賢們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點體會:
一是黃炎培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條,“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在民建會的籌備成立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且做得很完美。黃炎培1945年7月訪問延安歸來,為了爭取國家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萌發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組織,既能在實現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積極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組織。他確立了這一目標后,不顧前進路上有多大的困難,都積極地排除萬難去進行。8月,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兩個人對國家前途和對組建民建組織形成了共識。此后他為籌建民建組織先后舉行大大小小24次會議,個別談話的不算,時間上抓得很緊。當時沒有會所就在私人住所舉行,以后也是借用別的單位場所開會,由于白天大家公務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時間進行的,甚至討論至深夜。黃炎培當時年已68歲,畢竟是年事已高,身體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堅持工作,精神可嘉。這是為了什么?這就是胡厥文在紀念黃炎培的文章中總結的最主要的兩點:一是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信念;二是對于光明、對于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孫起孟贊同胡厥老概括的這兩點,認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黃炎培以愛國敬業為推動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喚起人們的覺醒,善于團結工商實業界進步人士,善于發揮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憶中寫到“偕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問題,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僅贊同黃炎培的意見,而且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胡厥文說,“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頭搞實業,還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取得應有的地位。”“工商界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長搞政治,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養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們兩人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參加。
民建從成立開始,就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組織,而是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組織。實踐證明,邀請章乃器等人參加民建籌備工作是正確的,他們不但在民建籌備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動民建事業發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他和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成立救國會,救國會的政治宣言是他參與起草的,后來章乃器等7人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審時,答辯書也是章乃器參與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義凜然,震撼法庭內外,因而他獲得了“宣言專家”的稱號。民建在籌備過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張、政治口號、民建會章程及進行步驟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擬出提綱,經集體討論商定,有的是先由集體討論,然后由章乃器執筆成文,再經集體商定。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明確方向,持慎重的態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積極地承擔起責任,較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施復亮、孫起孟等人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籌備組充分發揚民主,各抒所見,不搞一錘定音,這樣的民主作風,吸引了大家積極參與,凝聚了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對待民建會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態度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積極支持民建的,因為民建當時提出的政治主張,開展的反帝愛國民主斗爭,與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派員與民建組織保持經常性聯系,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則對民建會成立,不予承認。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對民建會成立的消息不刊登。這為以后對民建會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締組織埋下了伏筆。但是民建先賢們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繼續戰斗,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直至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譜寫了民建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黃炎培從延安返回重慶后,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前來詢問延安訪問情況,他抓緊時間,一是將訪問延安所見所聞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并沖破國民黨當局新聞封鎖的禁令,通過國訊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該書一版再版,不斷擴大發行量,社會影響很大,對揭露國民黨對解放區的惡意造謠中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立即著手,籌備組建新的政治組織(即后來成立的民主建國會),在他的日記中有詳實的記載。這是一份珍貴的歷史史料,拜讀后我感觸頗深,先賢們的艱辛創業付出,先賢們的政治智慧和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主要有以下三點體會:
一是黃炎培為自己的人生立下信條,“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實”。在民建會的籌備成立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而且做得很完美。黃炎培1945年7月訪問延安歸來,為了爭取國家有一個光明的前途,他萌發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組織,既能在實現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積極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組織。他確立了這一目標后,不顧前進路上有多大的困難,都積極地排除萬難去進行。8月,黃炎培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兩個人對國家前途和對組建民建組織形成了共識。此后他為籌建民建組織先后舉行大大小小24次會議,個別談話的不算,時間上抓得很緊。當時沒有會所就在私人住所舉行,以后也是借用別的單位場所開會,由于白天大家公務繁忙,有不少次是利用晚上時間進行的,甚至討論至深夜。黃炎培當時年已68歲,畢竟是年事已高,身體常有病痛,但他抱病堅持工作,精神可嘉。這是為了什么?這就是胡厥文在紀念黃炎培的文章中總結的最主要的兩點:一是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信念;二是對于光明、對于真理執著追求的精神。孫起孟贊同胡厥老概括的這兩點,認為很中肯、很重要。
二是在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黃炎培以愛國敬業為推動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喚起人們的覺醒,善于團結工商實業界進步人士,善于發揮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的作用。在他的回憶中寫到“偕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問題,厥文正有同感”。胡厥文不僅贊同黃炎培的意見,而且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胡厥文說,“民族工商界不能只是埋頭搞實業,還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取得應有的地位。”“工商界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部分人不擅長搞政治,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養的人士參加,將民間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們兩人商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等人參加。
民建從成立開始,就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組織,而是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組織。實踐證明,邀請章乃器等人參加民建籌備工作是正確的,他們不但在民建籌備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且在日后推動民建事業發展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例如章乃器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素有研究。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他和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成立救國會,救國會的政治宣言是他參與起草的,后來章乃器等7人被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法院庭審時,答辯書也是章乃器參與起草的。在法庭上章乃器大義凜然,震撼法庭內外,因而他獲得了“宣言專家”的稱號。民建在籌備過程中,要起草的文稿很多,如政治宣言、政治主張、政治口號、民建會章程及進行步驟等,有的是由章乃器先擬出提綱,經集體討論商定,有的是先由集體討論,然后由章乃器執筆成文,再經集體商定。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如何認清形勢,把握大局,明確方向,持慎重的態度,要把文件起草好并非容易,章乃器積極地承擔起責任,較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施復亮、孫起孟等人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籌備組充分發揚民主,各抒所見,不搞一錘定音,這樣的民主作風,吸引了大家積極參與,凝聚了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在對待民建會成立的大事上,各派政治力量的態度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積極支持民建的,因為民建當時提出的政治主張,開展的反帝愛國民主斗爭,與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精神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派員與民建組織保持經常性聯系,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當局則對民建會成立,不予承認。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對民建會成立的消息不刊登。這為以后對民建會施加一系列的政治迫害直至取締組織埋下了伏筆。但是民建先賢們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繼續戰斗,經受住了各種嚴峻的考驗,直至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譜寫了民建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