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發布前后，中國政黨關系是如何轉折的？
發布時間：2018-07-19 10: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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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誕生。
1、什么是“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特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五一口號”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別是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2、“五一口號”發布經過？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產黨歷來倡導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覺選擇。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又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陜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1948年4月30日，在保定阜平縣城南莊，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
3、“五一口號”源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布，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為紀念這一節日，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聞宣傳部門——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游行，刊發文章、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
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扎在位于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作為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想到的是請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隨即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發布。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于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4、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改動？
根據中央統戰部編寫的《讓歷史告訴未來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六十周年紀念》一書的敘述，原來“五一口號”初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毛澤東在審稿時，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把這一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通過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各階級、各社會階層的民主進步力量發出了協商共建新中國的號召。
“五一口號”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后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5、“五一口號”發布后，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補充？
“五一口號”發布當天，南京偽國大閉幕，總統、副總統就職。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次日，即5月1日這天，毛澤東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5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并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并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毛澤東的這封信函，表達了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堅定決心和真誠意愿。
6、各民主黨派如何響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即集會討論，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
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
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響應“五一口號”，希望早日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
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稱“五一號召”“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臺灣全體人民的愿望。”號召臺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勢和新政協》為題，連續召開座談會。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幾人發表演說，一致認為中共“五一口號”對于團結各黨派，動員廣大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個決議宣告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路線，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發展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國致公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分別發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亞子、茅盾、朱蘊山、胡愈之等125人，婦女界代表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繼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從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議下，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場新政協運動，各民主黨派為準備召開新政協，紛紛舉行討論會、座談會，撰寫文章，貢獻意見，研究辦法，草擬各種方案，在當時，形成了一個為召開新政協獻計獻策的熱潮。
農工黨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決議》中強調：“我們與中共不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戰友，而且是建設新中國的長期合作者。”總部在北平的九三學社，處于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不便發表公開聲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總之，“五一口號”發布后，短時間內，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以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等方式，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并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建新中國。
7、為何說“五一口號”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轉折點？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于“五一口號”的熱烈響應，還具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具有標志性的重要意義，即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已經在政治上實現了從同情和傾向中國共產黨到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是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關系的根本性、歷史性轉變。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戰初期。但是，在1948年“五一口號”之前，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雖然并肩戰斗、相互支持，但還只是基于反對內戰和獨裁，爭取民主與和平的共同斗爭目標基礎上的政治合作關系，而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通知，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之后，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地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1月27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沈陽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以1948年“五一口號”的發布為分水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重要歷史關節點，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價值理念，心悅誠服地承認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這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因此，1948年“五一口號”得到熱烈響應，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進一步躍升為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轉折點，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的歷史界標。
8、“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其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建設的重大影響深遠至今。因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其中的第五條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播下了中國新型政黨關系、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種子。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種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長，不久即結出了多黨合作的累累碩果。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辟中國歷史新紀元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以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為開端，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過70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已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于成熟。
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布所奠基的。
——節選自4月16日團結網
1、什么是“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特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五一口號”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特別是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2、“五一口號”發布經過？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涇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產黨歷來倡導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為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覺選擇。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又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陜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臺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1948年4月30日，在保定阜平縣城南莊，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
3、“五一口號”源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布，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為紀念這一節日，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聞宣傳部門——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游行，刊發文章、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
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扎在位于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作為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想到的是請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隨即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發布。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布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于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4、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改動？
根據中央統戰部編寫的《讓歷史告訴未來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六十周年紀念》一書的敘述，原來“五一口號”初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毛澤東在審稿時，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把這一條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通過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各階級、各社會階層的民主進步力量發出了協商共建新中國的號召。
“五一口號”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后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5、“五一口號”發布后，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補充？
“五一口號”發布當天，南京偽國大閉幕，總統、副總統就職。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次日，即5月1日這天，毛澤東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5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并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并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
毛澤東的這封信函，表達了共產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堅定決心和真誠意愿。
6、各民主黨派如何響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即集會討論，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
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
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響應“五一口號”，希望早日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
5月7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稱“五一號召”“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臺灣全體人民的愿望。”號召臺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勢和新政協》為題，連續召開座談會。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幾人發表演說，一致認為中共“五一口號”對于團結各黨派，動員廣大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個決議宣告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路線，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發展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國致公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分別發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亞子、茅盾、朱蘊山、胡愈之等125人，婦女界代表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繼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從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議下，以香港為中心開展了一場新政協運動，各民主黨派為準備召開新政協，紛紛舉行討論會、座談會，撰寫文章，貢獻意見，研究辦法，草擬各種方案，在當時，形成了一個為召開新政協獻計獻策的熱潮。
農工黨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決議》中強調：“我們與中共不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戰友，而且是建設新中國的長期合作者。”總部在北平的九三學社，處于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不便發表公開聲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總之，“五一口號”發布后，短時間內，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以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等方式，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并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建新中國。
7、為何說“五一口號”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轉折點？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于“五一口號”的熱烈響應，還具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具有標志性的重要意義，即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已經在政治上實現了從同情和傾向中國共產黨到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是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關系的根本性、歷史性轉變。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戰初期。但是，在1948年“五一口號”之前，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雖然并肩戰斗、相互支持，但還只是基于反對內戰和獨裁，爭取民主與和平的共同斗爭目標基礎上的政治合作關系，而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通知，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之后，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地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1月27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沈陽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這一歷史事實說明，以1948年“五一口號”的發布為分水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重要歷史關節點，認同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價值理念，心悅誠服地承認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這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因此，1948年“五一口號”得到熱烈響應，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進一步躍升為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轉折點，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的歷史界標。
8、“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非同尋常，其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建設的重大影響深遠至今。因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其中的第五條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播下了中國新型政黨關系、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種子。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種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長，不久即結出了多黨合作的累累碩果。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辟中國歷史新紀元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歷史意義。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以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為開端，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過70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已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于成熟。
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布所奠基的。
——節選自4月16日團結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