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春天
發布時間：2018-11-20 10: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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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前的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作出了要把全黨和全國人民工作重心迅速轉到為“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定，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新征程。當時我正率領一個由廠領導干部、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三結合”小組，在江蘇鎮江地區走訪用戶，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聽到了三中全會公報的消息，感到非常高興。
1970年5月，我從杭州市五七干校學習后分配到杭州無線電專用設備一廠工作。這是一家地方國營的“弄堂小廠”，主要生產汽車配件和無線電專用設備。工廠管理體制是政工組、生產指揮組和后勤服務組三大組模式。我分配在生產指揮組工作，這組負責生產計劃編制和調度，物資采購和產品銷售，勞動工資和安全生產，新產品研制開發等，是全廠人員最多、工作最龐雜的部門。1972年，我提升為副廠長，1980年擔任廠長，直至1985年調回民主黨派機關工作止，在廠里工作了整整15個年頭。
我進廠的時候，處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也是傳統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都是由上級部門管住的。簡單說，就是“一統到底”，企業幾乎是沒有什么經營自主權的。譬如：我廠有廚房，沒有食堂，工人都是端著飯碗到車間或課室去吃飯，很不文明。又如，我廠有幾百名工人，但全廠只有一個公共衛生間和托兒所，廠里要改建食堂、廁所和托兒所，要向上級部門申報批準后，撥下專款才能建造。還有，每年廠里的生產計劃都是由上級部門下達的，產品也是由上級部門統一分配的。主要原材料，如鋼材、有色金屬、電動機等，也是上級部門核定后分配的。包括企業勞動用工和工資總額及工人平時加班費，都是由上級部門核定的。在這種經濟管理體制下，企業領導只能“跑部（包括中央、省、市廳局部門）前進”，和上級部門“磨嘴皮子”，討價還價，時間哪兒去啦？時間就消耗在這里，企業處于無奈，不愿這樣也只能這樣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定，猶如強勁東風，吹遍祖國大地。從農村到城市，干部到群眾，大家熱烈擁護三中全會精神，并積極行動起來了，每天報刊上新鮮事兒層出不窮。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激烈的爭議聲中排除阻力逐步向前推進的。4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經歷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人們解放了思想，轉變了觀念，打破了禁區。
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他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會亡黨亡國。”又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癥結所在。包括我在內，思想上確實存在許多條條框框，想事做事先要問一個姓資還是姓社，要問中央紅頭文件是怎么規定的。有依據的去做，沒有依據的，不敢去做，生怕犯錯誤。思維總是停留在以前是怎么做的，現在也應該這么做。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出現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經商辦企業、搞長途販運等，認為是不合法的，農民天經地義應該是務農的，棄農經商是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墻腳等。工廠也出現了部分職工要求下海經商，我們不予支持、不允許。因為在我的思想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認識上存在誤區，把下海經商看成是搞資本主義的。這些條條框框不去除，思想不解放，觀念不轉變，就不能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出現的新事物。
——企業有了經營自主權，自主權為企業發展增添了動力和活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把企業的手腳捆綁起來，企業還有什么活力呢？小平同志對這點講得很深刻，他說，“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就能增加多少財富啊”。聯系我廠在改革開放年代里產品實行轉型升級的實踐，生動說明有了經營自主權，企業就有動力和活力。
我廠老產品是汽車配件，汽車上用的各類燈具和風扇葉子。這類老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廠家多，市場競爭激烈，前景不廣。以后轉產生產制造半導體器件的專用設備，如超聲波點焊機、熱壓焊機、光刻機、真空鍍膜機和切片機等。但因國內產品質量與國外同類產品比較，技術水平低，又因為是專用設備，品種多、批量小，生產管理比較復雜，難以做大做強。改革大潮把企業推向了市場，企業要自己在市場上找飯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天道酬勤，機遇終于來了。我們抓住了杭州市機械工業局和市電子儀表局大會戰，試制數控線切割機床成功的機會，把該產品接過來，進行不斷改進和提高，成為我廠的主打產品。該產品是機電光結合的產品，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它是制造模具的專用設備，應用面廣，市場上需要，有寬廣的發展前景。這個產品不是上級部門下達的，是企業自己從市場上找來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部門不再搞“統分統配”，由企業自主經營，這也意味著企業從此失去了上面依靠，而要自力更生，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要殺出一條生路來，逼使企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設法創造條件上。說實在的，當時我廠生產數控線切割機床條件并不具備，但是我們想方設法補齊短板。那時最缺的是技術人才，我廠黨支部書記三日兩頭跑組織部和人事局，向他們要人。因是在文革中期，許多廠生產還未恢復正常，人事局對大學生、轉業軍人分配不下去，我們正好要了過來。因為要上新產品，使分配來廠的干部和技術人員有工作可做，人才留得住，能發揮他們所長。我們還主動與浙大及中科院等高校科研部門掛鉤，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幫助。并在廠內開展培訓，普及科技知識。我本人參加了杭州市電子儀表局廠級干部企業管理學習（委托杭州電子工業院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培訓）。1984年1月3日《浙江日報》頭版報導了我廠干部學習科技知識情況，并配發照片及評論員文章。還有，企業缺少精密機床設備和測試設備怎么辦？我們通過技術協作求得解決。還有，生產場地狹小怎么辦？我們經過精心設計和合理安排組織均衡生產，分批裝備調試，使一個“弄堂小廠”達到了年產600臺機床。許多同行業單位來廠參觀后，贊譽我廠是“螺螄殼里做道場”，小廠也能辦大事，表示敬佩。
——確立了以市場為導向，按需組織生產，堅持質量第一方針，全心全意做好為用戶服務工作。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市場變化不十分關心，因為產品是由上級部門統一分配的，“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不同了，一切要由用戶說了算，用戶是企業真正的“上帝”。逼使我們要關注市場，調查研究市場，市場競爭優勝劣汰，要積極尋求應對的措施。我廠每年都參加春秋兩季廣交會，選送機床在廣交會上展覽和現場表演，我都十分關心用戶的反映。我廠是四機部推薦選送的，還有一機部、三機部選送的機床同臺展覽表演，我同樣的關心，做到知己知彼。不僅廣交會展出，還有一小批出口的產品，當技術人員國外服務回來，我都要抽時間聽取他們詳細的匯報，打開國門、了解國際市場動態，“有比較才有鑒別”，不滿足現狀。
在廠內打破了“大鍋飯”的機制，按照產品質量、數量、消耗、安全等指標進行考核，實行獎勤罰懶，改變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經濟責任制，通過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教育活動，使全廠職工懂得質量是企業的生命，不重視產品質量，粗制濫造，就是“自毀長城”“砸自己的飯碗”。要珍惜我廠產品獲得國家銀質獎的榮譽。1984年我獲得浙江省及廳、局三級質量管理優秀工作者的稱號。重任在肩，我深感質量維系企業的生命，搞好產品質量絕非依靠少數幾個人，要從基礎抓起，落小落細，不能自滿。通過舉辦用戶技術培訓班，定期走訪用戶，召開征求用戶意見座談會等形式，不斷改進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全心全意為用戶服務。廠黨組織大力開展“工業學大慶”活動，號召全廠職工學習鐵人王進喜和雷鋒的革命精神，做到“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爭當先進。企業實行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打破論資排輩的觀念，優秀員工也可提拔擔任車間主任和廠級干部，把人才用活用好，全力消除文革遺留的派性干擾，做好凝心聚力工作，共同為“四個現代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我國將隆重舉行紀念活動，目的是為了將改革進行到底。4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徹底擺脫了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身感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改革開放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4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步，我們面前的任務還十分艱巨繁重。我們正在進行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首先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決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領導地位。在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協調“四個全面”戰略部署，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以堅定的信念、百倍的努力堅決打好改革攻堅戰，繼續擴大開放。民建要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全國兩會精神及民建十一大精神，樹立“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發揮民建緊密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切實加強自身建設，深入開展“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專題教育活動，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凝心聚力作用，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我省“兩個高水平”建設，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省委會原主委）
1970年5月，我從杭州市五七干校學習后分配到杭州無線電專用設備一廠工作。這是一家地方國營的“弄堂小廠”，主要生產汽車配件和無線電專用設備。工廠管理體制是政工組、生產指揮組和后勤服務組三大組模式。我分配在生產指揮組工作，這組負責生產計劃編制和調度，物資采購和產品銷售，勞動工資和安全生產，新產品研制開發等，是全廠人員最多、工作最龐雜的部門。1972年，我提升為副廠長，1980年擔任廠長，直至1985年調回民主黨派機關工作止，在廠里工作了整整15個年頭。
我進廠的時候，處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也是傳統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都是由上級部門管住的。簡單說，就是“一統到底”，企業幾乎是沒有什么經營自主權的。譬如：我廠有廚房，沒有食堂，工人都是端著飯碗到車間或課室去吃飯，很不文明。又如，我廠有幾百名工人，但全廠只有一個公共衛生間和托兒所，廠里要改建食堂、廁所和托兒所，要向上級部門申報批準后，撥下專款才能建造。還有，每年廠里的生產計劃都是由上級部門下達的，產品也是由上級部門統一分配的。主要原材料，如鋼材、有色金屬、電動機等，也是上級部門核定后分配的。包括企業勞動用工和工資總額及工人平時加班費，都是由上級部門核定的。在這種經濟管理體制下，企業領導只能“跑部（包括中央、省、市廳局部門）前進”，和上級部門“磨嘴皮子”，討價還價，時間哪兒去啦？時間就消耗在這里，企業處于無奈，不愿這樣也只能這樣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定，猶如強勁東風，吹遍祖國大地。從農村到城市，干部到群眾，大家熱烈擁護三中全會精神，并積極行動起來了，每天報刊上新鮮事兒層出不窮。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是在激烈的爭議聲中排除阻力逐步向前推進的。4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經歷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人們解放了思想，轉變了觀念，打破了禁區。
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他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會亡黨亡國。”又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癥結所在。包括我在內，思想上確實存在許多條條框框，想事做事先要問一個姓資還是姓社，要問中央紅頭文件是怎么規定的。有依據的去做，沒有依據的，不敢去做，生怕犯錯誤。思維總是停留在以前是怎么做的，現在也應該這么做。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出現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農民經商辦企業、搞長途販運等，認為是不合法的，農民天經地義應該是務農的，棄農經商是搞資本主義，挖社會主義墻腳等。工廠也出現了部分職工要求下海經商，我們不予支持、不允許。因為在我的思想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認識上存在誤區，把下海經商看成是搞資本主義的。這些條條框框不去除，思想不解放，觀念不轉變，就不能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出現的新事物。
——企業有了經營自主權，自主權為企業發展增添了動力和活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權”。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把企業的手腳捆綁起來，企業還有什么活力呢？小平同志對這點講得很深刻，他說，“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就能增加多少財富啊”。聯系我廠在改革開放年代里產品實行轉型升級的實踐，生動說明有了經營自主權，企業就有動力和活力。
我廠老產品是汽車配件，汽車上用的各類燈具和風扇葉子。這類老產品技術含量低，生產廠家多，市場競爭激烈，前景不廣。以后轉產生產制造半導體器件的專用設備，如超聲波點焊機、熱壓焊機、光刻機、真空鍍膜機和切片機等。但因國內產品質量與國外同類產品比較，技術水平低，又因為是專用設備，品種多、批量小，生產管理比較復雜，難以做大做強。改革大潮把企業推向了市場，企業要自己在市場上找飯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
天道酬勤，機遇終于來了。我們抓住了杭州市機械工業局和市電子儀表局大會戰，試制數控線切割機床成功的機會，把該產品接過來，進行不斷改進和提高，成為我廠的主打產品。該產品是機電光結合的產品，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它是制造模具的專用設備，應用面廣，市場上需要，有寬廣的發展前景。這個產品不是上級部門下達的，是企業自己從市場上找來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部門不再搞“統分統配”，由企業自主經營，這也意味著企業從此失去了上面依靠，而要自力更生，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要殺出一條生路來，逼使企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設法創造條件上。說實在的，當時我廠生產數控線切割機床條件并不具備，但是我們想方設法補齊短板。那時最缺的是技術人才，我廠黨支部書記三日兩頭跑組織部和人事局，向他們要人。因是在文革中期，許多廠生產還未恢復正常，人事局對大學生、轉業軍人分配不下去，我們正好要了過來。因為要上新產品，使分配來廠的干部和技術人員有工作可做，人才留得住，能發揮他們所長。我們還主動與浙大及中科院等高校科研部門掛鉤，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幫助。并在廠內開展培訓，普及科技知識。我本人參加了杭州市電子儀表局廠級干部企業管理學習（委托杭州電子工業院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培訓）。1984年1月3日《浙江日報》頭版報導了我廠干部學習科技知識情況，并配發照片及評論員文章。還有，企業缺少精密機床設備和測試設備怎么辦？我們通過技術協作求得解決。還有，生產場地狹小怎么辦？我們經過精心設計和合理安排組織均衡生產，分批裝備調試，使一個“弄堂小廠”達到了年產600臺機床。許多同行業單位來廠參觀后，贊譽我廠是“螺螄殼里做道場”，小廠也能辦大事，表示敬佩。
——確立了以市場為導向，按需組織生產，堅持質量第一方針，全心全意做好為用戶服務工作。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市場變化不十分關心，因為產品是由上級部門統一分配的，“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不同了，一切要由用戶說了算，用戶是企業真正的“上帝”。逼使我們要關注市場，調查研究市場，市場競爭優勝劣汰，要積極尋求應對的措施。我廠每年都參加春秋兩季廣交會，選送機床在廣交會上展覽和現場表演，我都十分關心用戶的反映。我廠是四機部推薦選送的，還有一機部、三機部選送的機床同臺展覽表演，我同樣的關心，做到知己知彼。不僅廣交會展出，還有一小批出口的產品，當技術人員國外服務回來，我都要抽時間聽取他們詳細的匯報，打開國門、了解國際市場動態，“有比較才有鑒別”，不滿足現狀。
在廠內打破了“大鍋飯”的機制，按照產品質量、數量、消耗、安全等指標進行考核，實行獎勤罰懶，改變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經濟責任制，通過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教育活動，使全廠職工懂得質量是企業的生命，不重視產品質量，粗制濫造，就是“自毀長城”“砸自己的飯碗”。要珍惜我廠產品獲得國家銀質獎的榮譽。1984年我獲得浙江省及廳、局三級質量管理優秀工作者的稱號。重任在肩，我深感質量維系企業的生命，搞好產品質量絕非依靠少數幾個人，要從基礎抓起，落小落細，不能自滿。通過舉辦用戶技術培訓班，定期走訪用戶，召開征求用戶意見座談會等形式，不斷改進工作，提高產品質量，全心全意為用戶服務。廠黨組織大力開展“工業學大慶”活動，號召全廠職工學習鐵人王進喜和雷鋒的革命精神，做到“三老四嚴”“四個一樣”，爭當先進。企業實行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打破論資排輩的觀念，優秀員工也可提拔擔任車間主任和廠級干部，把人才用活用好，全力消除文革遺留的派性干擾，做好凝心聚力工作，共同為“四個現代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我國將隆重舉行紀念活動，目的是為了將改革進行到底。4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創造性，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徹底擺脫了被開除球籍的危險，使中國趕上了時代，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身感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改革開放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4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改革一刻也不能停步，我們面前的任務還十分艱巨繁重。我們正在進行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事業，首先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決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領導地位。在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協調“四個全面”戰略部署，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以堅定的信念、百倍的努力堅決打好改革攻堅戰，繼續擴大開放。民建要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全國兩會精神及民建十一大精神，樹立“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發揮民建緊密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能，切實加強自身建設，深入開展“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專題教育活動，充分發揮統一戰線凝心聚力作用，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我省“兩個高水平”建設，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