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土壤上探尋多黨合作制度的慧光
——堅持和發展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文化探因
發布時間：2019-03-13 09: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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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迪波 張瑩 陳紅 戚天琪 徐忭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學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理論來源，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多黨合作制度的文化母體和重要根基。
一、核心意識，“共同體”傳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有學者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堪與中華帝國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羅馬，可是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再沒有羅馬帝國出現，而中國雖也因外患內亂有過分裂和混亂，但最終總是走向大一統的格局。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數千年來能夠維持統一之局而不垂，顯然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蘊涵著“共同體”的統一性特征。這種傳統的形成，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我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統一的大局觀。中華文明發源于黃河、長江流域，逐漸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統一天下時國家版圖已經“東至朝鮮、南據嶺南、北達陰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華文明在一個相對安全和封閉的環境中演進，逐步形成自成一體的“天下觀”。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須“定于一”。早期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還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統思想作為一種治國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諸于歷代實踐。《公羊春秋》講：“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后來《漢書·王陽傳》解釋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誼也。”大一統思想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基本常道。無論是歷代封建王朝，還是近現代革命救亡，最終目標就是達到祖國統一，這已經構成了參與國政者共有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追求。這種深厚的文化思想影響到國家制度層面，必然需要制度運行的統一性和整體性。
二是我國自古以來抗衡各種天災人禍需要中央集權。“共同體”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國在季風氣候下自然災害頻發有關。不論是黃河、淮河等水災泛濫，還是蝗蟲、干旱等天災影響農業收成，都需要一個強大高效的行政系統承擔社會救助職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統，就必須把權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證社會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國歷史上，一旦中央權力出現弱化，區域性的離心傾向甚至分裂勢力就會乘勢而起，給民族帶來連綿的災難。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體驗，中華文明主要是在長期統一的環境下延續發展的。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共同體”傳統，它熔鑄了維護家國本位、責任倫理的共同體精神，維護堅強有力、以民為本的領導核心，堅守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政治底線，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為公、修齊治平的士子情懷。折射到政治制度層面，它決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邏輯依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只有樹立起核心意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他黨派自愿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政治上高度統一，指導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標上趨向一致。
二、和合文化，“和為貴”理念孕育和諧政黨關系
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要講求不同事物的和諧、綜合。后來孟子也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緩和彼此之間的矛盾以達到團結合作。荀子說：“萬物各得共和以生。”他們所強調的“和”，是希望調節各種利益矛盾，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對抗，最后達到人與萬物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思想的影響，“和而不同”的處事立場，正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政治協商的根本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一種合作與和諧關系。這種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遵循共同的政治準則，具有國家憲法和政策保障，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互相監督，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團結奮斗；這種和諧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境界和狀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對手，而是親密友黨。
由此還能引申出傳統文化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益友”關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還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真誠狀態。這些傳統友誼文化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確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窯洞對”中，毛澤東對黃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經反映出共產黨在制度設計上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通過民主的方式達到和諧與統一。周恩來稱民主黨派對共產黨來說是“多了一個好幫手”。鄧小平還專門作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演講。習近平將民主黨派稱作“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在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看來，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摯友、諍友，理應長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國理政中發揮好參政議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蘇聯共產黨的制度設計中找不到，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難尋覓。這里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正確處理和對待其他的或對等的主體力量的一般原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諧”和“和為貴”的價值境界。
正是在這種和諧合作的關系下，中國共產黨執政并積極為各民主黨派參政創造條件，各民主黨派參政并積極協助執政黨更好為國為民。雙方互相監督不是彼此傾軋，而是作為摯友和諍友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這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黨關系的獨特優勢。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逐步強起來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局面，與“執政黨一心一意謀發展、參政黨同心協力助發展”的和諧政黨關系是分不開的。
三、人民立場，“民為本”理念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時期，那時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念，成為早期民本論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思想。孟子強調仁政，闡述了“民貴君輕”思想。漢代賈誼主張以民為本的思想，強調“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修政語下》）。唐朝的開國君主李淵、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訓，感悟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諸政治實踐，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曾經對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政體》）。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們將民本思想繼續發揚光大。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說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與臣民、治者與民眾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黃宗羲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為臣的和為君的一樣，都是為天下服務的，已經觸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層面，達到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高峰。這種傳統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對近當代的治國思想和政治理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民生已經認識民眾的主體地位，與傳統的民本思想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進步。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名而經典的治國篇章無不閃耀著人民創造了歷史、民眾是主人、一切依靠群眾等思想光輝。習近平多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有效地反映了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訴求，其內涵的合作機制、協商機制和監督機制在政治實踐中，體現為在施政綱領上是愛民，在目標歸向上是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內涵并高于傳統的民本思想，繼承和超越了傳統的“民貴君輕”“民水君舟”“民主君客”“愛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體現為國家主人。各民主黨派正是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把人民作為一切發展的核心，尊重民眾人格和意志的獨立性，把民眾政治權利的獲得作為自身的使命和任務”的人民立場，才自覺接受其領導，維護和發展新型政黨制度，自身積極履職建言，參與協商交流，切實維護百姓利益，解決百姓遇到的難題。
（作者徐迪波系民建會員、浙江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干部。張瑩系民建杭州市蕭山區基層委專職副主委。陳紅系民建會員、蕭山區金融事業發展中心主任。戚天琪系民建會員、蕭山區民政局婦委會主任。徐忭系民建會員、蕭山區安全生產監察大隊干部。課題負責人及執筆人：徐迪波。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一等獎。本文節選刊登）
一、核心意識，“共同體”傳統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有學者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堪與中華帝國一比的，只有西方的羅馬，可是羅馬帝國崩潰之后，再沒有羅馬帝國出現，而中國雖也因外患內亂有過分裂和混亂，但最終總是走向大一統的格局。歷史經驗證明中國數千年來能夠維持統一之局而不垂，顯然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蘊涵著“共同體”的統一性特征。這種傳統的形成，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我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特征培育了統一的大局觀。中華文明發源于黃河、長江流域，逐漸向四方拓展。秦始皇統一天下時國家版圖已經“東至朝鮮、南據嶺南、北達陰山、西抵高原”，四方的天然屏障，使得中華文明在一個相對安全和封閉的環境中演進，逐步形成自成一體的“天下觀”。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即是天下必須“定于一”。早期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還有就是儒家把大一統思想作為一種治國的政治理想，并且付諸于歷代實踐。《公羊春秋》講：“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后來《漢書·王陽傳》解釋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代董仲舒進一步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長經。古今之通誼也。”大一統思想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的基本常道。無論是歷代封建王朝，還是近現代革命救亡，最終目標就是達到祖國統一，這已經構成了參與國政者共有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追求。這種深厚的文化思想影響到國家制度層面，必然需要制度運行的統一性和整體性。
二是我國自古以來抗衡各種天災人禍需要中央集權。“共同體”理念的形成，也同中國在季風氣候下自然災害頻發有關。不論是黃河、淮河等水災泛濫，還是蝗蟲、干旱等天災影響農業收成，都需要一個強大高效的行政系統承擔社會救助職能。因此保持天下一統，就必須把權力集中到中央，由此保證社會秩序安定、中央政令推行。在我國歷史上，一旦中央權力出現弱化，區域性的離心傾向甚至分裂勢力就會乘勢而起，給民族帶來連綿的災難。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體驗，中華文明主要是在長期統一的環境下延續發展的。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共同體”傳統，它熔鑄了維護家國本位、責任倫理的共同體精神，維護堅強有力、以民為本的領導核心，堅守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政治底線，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合作方式，塑造天下為公、修齊治平的士子情懷。折射到政治制度層面，它決定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邏輯依據。“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只有樹立起核心意識，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他黨派自愿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實現政治上高度統一，指導思想上崇尚一元，政治目標上趨向一致。
二、和合文化，“和為貴”理念孕育和諧政黨關系
孔子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之用，和為貴”，就是要講求不同事物的和諧、綜合。后來孟子也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強調人際關系的和諧，緩和彼此之間的矛盾以達到團結合作。荀子說：“萬物各得共和以生。”他們所強調的“和”，是希望調節各種利益矛盾，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對抗，最后達到人與萬物的和諧狀態。這種和諧思想的影響，“和而不同”的處事立場，正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政治協商的根本原則。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是一種合作與和諧關系。這種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遵循共同的政治準則，具有國家憲法和政策保障，通過政治協商、參政議政、互相監督，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團結奮斗；這種和諧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合作共事中生死相依、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境界和狀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對手，而是親密友黨。
由此還能引申出傳統文化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益友”關系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還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的真誠狀態。這些傳統友誼文化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確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著名的“窯洞對”中，毛澤東對黃炎培周期率的回答已經反映出共產黨在制度設計上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通過民主的方式達到和諧與統一。周恩來稱民主黨派對共產黨來說是“多了一個好幫手”。鄧小平還專門作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演講。習近平將民主黨派稱作“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在這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看來，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摯友、諍友，理應長期地友好地交往下去，在治國理政中發揮好參政議政的作用。上述文化思想在前蘇聯共產黨的制度設計中找不到，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的文化土壤中也難尋覓。這里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正確處理和對待其他的或對等的主體力量的一般原則，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和合”“和諧”和“和為貴”的價值境界。
正是在這種和諧合作的關系下，中國共產黨執政并積極為各民主黨派參政創造條件，各民主黨派參政并積極協助執政黨更好為國為民。雙方互相監督不是彼此傾軋，而是作為摯友和諍友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這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要求，也是合作型政黨關系的獨特優勢。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逐步強起來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局面，與“執政黨一心一意謀發展、參政黨同心協力助發展”的和諧政黨關系是分不開的。
三、人民立場，“民為本”理念代表廣大人民利益
早在殷商時期，那時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念，成為早期民本論的典型。孔子提出“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思想。孟子強調仁政，闡述了“民貴君輕”思想。漢代賈誼主張以民為本的思想，強調“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修政語下》）。唐朝的開國君主李淵、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訓，感悟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諸政治實踐，開創了著名的“貞觀之治”。唐太宗曾經對大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貞觀政要·君道、政體》）。宋元明及清初的思想家們將民本思想繼續發揚光大。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不囿于天意君德的說教，疾呼以“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直指君王與臣民、治者與民眾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黃宗羲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為臣的和為君的一樣，都是為天下服務的，已經觸及到了民主、民治、民主監督的層面，達到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高峰。這種傳統文化中的“施仁政于民”“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君舟民水”等文化思想對近當代的治國思想和政治理念產生了重大影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民生已經認識民眾的主體地位，與傳統的民本思想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巨大進步。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論聯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名而經典的治國篇章無不閃耀著人民創造了歷史、民眾是主人、一切依靠群眾等思想光輝。習近平多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和“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制度設計上有效地反映了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訴求，其內涵的合作機制、協商機制和監督機制在政治實踐中，體現為在施政綱領上是愛民，在目標歸向上是為民，在政治地位上是尊民，內涵并高于傳統的民本思想，繼承和超越了傳統的“民貴君輕”“民水君舟”“民主君客”“愛民如子”的思想，使人民真正體現為國家主人。各民主黨派正是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把人民作為一切發展的核心，尊重民眾人格和意志的獨立性，把民眾政治權利的獲得作為自身的使命和任務”的人民立場，才自覺接受其領導，維護和發展新型政黨制度，自身積極履職建言，參與協商交流，切實維護百姓利益，解決百姓遇到的難題。
（作者徐迪波系民建會員、浙江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干部。張瑩系民建杭州市蕭山區基層委專職副主委。陳紅系民建會員、蕭山區金融事業發展中心主任。戚天琪系民建會員、蕭山區民政局婦委會主任。徐忭系民建會員、蕭山區安全生產監察大隊干部。課題負責人及執筆人：徐迪波。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一等獎。本文節選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