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村黎明前在滬杭兩地堅持隱蔽斗爭迎接解放
發布時間：2021-10-14 10: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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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煒
孫曉村（1906—1991年）浙江杭州余杭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社會活動家，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共產黨親密戰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卓越領導人，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孫曉村在青少年時期，目睹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種種黑暗，產生對舊制度的不滿和反帝愛國思想，形成叛逆性格。他的父親是臨平鎮一個房地產主，擁有大量房地產。孫曉村年少時，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跟著父親去挨家挨戶收房租。他厭惡這些，想盡快離開家庭。在家鄉小學畢業后，孫曉村就讀于杭州宗文中學，寄居在叔父家。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預科，三年后轉入本科。震旦大學是法國教會辦的，法國教父對中國學生盛氣凌人，規定可以看哪些書，不能看哪些書，使他的求知欲受到了限制。“五卅慘案”發生后，他和進步同學一起在上海參加反帝愛國大游行。孫曉村決心離開上海震旦大學，考入北平中法大學就讀。期間，他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示威游行活動。他通過上海震旦大學同學王汝陽認識了王的哥哥王昆侖，并住在王昆侖家。王昆侖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進步書籍借給他閱讀，并動員他加入國民黨。孫加入國民黨后才知道王昆侖是屬于國民黨西山會議派。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四·一二”大屠殺中殺害了大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4月26日，李大釗被害。基于義憤，孫曉村不顧個人安危，在革命低潮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一面在中法大學繼續讀書，一面接受黨組織指示，在印刷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積蓄革命力量。由于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賣遭破壞，他按照黨組織指示回南方，從事教員和雜志編輯工作，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撰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刊和專刊上，揭露中國農村已到赤貧地步，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吶喊呼號，提出中國農村的復興根本出路在于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因從事抗日救國活動被捕入獄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1936年5月30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圓明園路女青年會宣告成立，孫曉村當選為常務委員。
救國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它的重要作用，是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時刻，代表人民的要求，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掀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潮。救國會最初是從舉辦讀書會開始的。1933年下半年，王昆侖、孫曉村、曹孟君、王楓等發起成立南京讀書會。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各大中城市，進步青年聚在一起學習談心。采用讀書會的名稱，是為了使這個組織的團結面越寬越好。初時讀書會只是組織大家讀些進步書刊，定期討論，后來，隨著形勢日益危殆，討論政治問題的中心就成為救亡圖存問題。1935年8月，中共地下黨通過沈鈞儒、鄒韜奮、錢俊瑞等同志的推動，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舉行一次會議，上海、無錫均有代表參加。會議決定，以讀書會為基礎，籌組南京各界救國會。救國會成立后，與“一二九”運動相呼應，以燎原之勢推動大中城市紛紛成立組織。由于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救國會的成立進行激烈反對并予以鎮壓。1936年11月23日，蔣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救國會七位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史稱“七君子”事件），把他們關押在江蘇高等法院蘇州看守所。接著在南京逮捕了曹孟君和孫曉村。1936年11月28日下午，孫曉村正在財政部開會，有人走進會議室對他說“洛陽有人要和你談話”（此時蔣介石正在洛陽）。當孫走出會議室時，見到兩個特務帶著手槍，出示一張逮捕證，上書“赤匪嫌疑、危害民國”。就把他帶走了，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第二天有人來審問他，第一句話對他說，“你要知道階級斗爭是殘酷的”。孫回答，“做亡國奴更慘”，并質問，“我是財政部的科長，你們抓我有什么理由？”那位刑審員說，“這是洛陽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們有證據。”在這以后，又將孫轉至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押。孫曉村在獄中，堅持斗爭，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浩然正氣。“七七事變”后，看守所采取了一些防備措施，給關押的人都帶上了手銬。1937年9月，孫曉村經營救被保釋出獄，他被帶到司令部軍法官辦公室，軍法官向他宣布，“今天保你出去，我們同意了。但你的認罪態度不好，散發共產黨文件，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緩刑兩年執行。在這兩年時間里，隨時可抓你的。”孫回到牢房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離開了憲兵司令部監獄，他在這里整整關押了9個月。
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他們率領代表團去蘇州看守所質問“救國有何罪？抗日違反什么法？如救國有罪，把我們也羈押起來。”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聲援下，蔣介石迫于民眾的壓力，只得把救國會領導人放了。“七君子”和孫曉村等人恢復自由后，繼續從事愛國革命工作。
堅持隱蔽斗爭迎接解放
孫曉村在建國前從事過許多職業，當過教師、職員，做過專欄雜志作家、編輯，在國民黨政府機構中任過專員、科長等職。外界人看來他當了“官”，其實不是如此，主要為灰色自己，使自己有一個公開合法身份，有機會接觸國民黨中上層人士，周旋于他們之間了解內部情況，遵照地下黨指示，開展爭取人心和營救進步人士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曉村回到上海，與吳覺農共同創辦興華制茶公司，并任副總經理，同時擔任上海法政學院經濟學、社會學教授。1945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擔任國內部主任，利用自己的社會聯系，在國民黨民主派和國民黨上層人士中，積極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宣傳，促進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的工作。1947年，上海各經濟團體聯誼會建立，他積極參加工商界星期聚餐會活動，宣傳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和政策，介紹解放戰場的形勢。中共地下黨組織利用聚餐會及時把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告訴與會者，并通過他們向工商界傳達。這對穩定工商界人心、保護工商企業、迎接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孫還參與發起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并任理事。1948年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通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一張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要設法盡快躲避。他和夫人吳元戌在接到通知的當天，就轉移到其他地方，由親戚幫助購買火車票，三天后全家人到了杭州，住在他的岳母家——杭州華藏寺巷華芷里4號。這期間，孫曉村深居簡出，對外化名孫春霆，頭銜是杭縣縣銀行董事，還印了名片。來往信件一律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吳言的工作單位，由吳轉交。
孫曉村住在杭州，很少外出，但他并沒有停止活動。仍對他熟悉的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層人士，如原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原中國農民銀行杭州分行經理，原浙江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等人做過爭取工作。杭州解放后，他曾向杭州市軍管會提供過一份杭州各界積極分子的名單，為杭州市軍管會從國民黨舊政權手里接收過來后能迅速恢復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三、四月間，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通知孫曉村，在他上海住宅區發現有國民黨特務在徘徊，認為目前住在杭州岳母家仍不安全，要他趕快轉移他處。這樣孫進行二次搬家，住在下城區一條偏僻弄堂水陸寺巷一間破舊平屋。自此，他閉門不出，由他的女兒孫陽生和妻弟吳言兩人輪流照顧，每天或隔天傍晚給他送去衣物、食品、信件等。在這段時間曾有特務到他的岳母家探聽他的去向。一次，他戴了大邊花呢帽（舊稱銅盆帽），想出外理發，不料出門不久，就遇到一個特務，他趕緊壓底帽沿避開回家。自此以后，他理發就找沿街叫喊的理發擔子到家里，不再外出理發。孫曉村隱蔽在杭州日子里，家里人常聽到低聲在吟唱《國際歌》，充分顯示他雖身處逆境，仍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不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次日孫曉村和夫人就搬回岳母家住。當天上午，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指派軍管會工業部長郭靜唐、交際處處長胡成放，攜譚震林名片來看望他，并請他全家人晚上觀看新編京劇《闖王進京》。5日以后，在軍管會領導下，孫曉村開始公開露面，向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要求大家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做好穩定人心工作，積極搞好生產經營。
為新中國建設事業盡心竭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孫曉村去上海，被任命為華東油脂公司總經理，后又擔任上海市工商聯秘書長。不久調到北京工作，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財經計劃局副局長、中國銀行公股常務董事等職，在陳云同志領導下工作。1949年加入民主建國會。同年，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會議。民建一大至五大期間，分別擔任民建中央宣教處處長、民建中常委、民建中央秘書長、民建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等職。盡管工作任務繁重，他在工作中始終堅持兩條根本信念：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他對黨是一貫的堅定與忠誠。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實現多黨合作制度的根本保證。1989年初，中共中央在醞釀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征集各方面意見期間，孫曉村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一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他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總格局中，共產黨是領導核心，八個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并與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這個關系要擺正。在執政問題上，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應該共負責任、榮辱與共。”又指出，“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國共產黨在危難之中解救出我們，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盡最大力量保護了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在團結戰斗中親密合作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沒有我的今天。”
二是堅持團結。他十分重視民建會內團結，把團結同志列為擔任領導人的必盡職責。1986年他在民建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語重心長地講了四點意見：第一“要顧大局”。他認為，要想一想過去的苦難，看看神州大地到處欣欣向榮的現實，望一望光輝遼闊的社會主義前景。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為大局出把力，還有什么理由不顧大局而為自己爭這爭那；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團結起來，為四化服務。第二“要正確認識自己，正確對待別人”。他認為，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優點一般人往往能做到，可貴的是知道自己的缺點。對待別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缺點，要從發展變化上看人，看人的素質怎樣，主要作風怎樣，切不可抓住別人的某一缺點而否定一切。第三“要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他說，我們互相共事，誰的意見對，就接受誰的意見。有時，有不同意見而且本人堅持，要允許保留，但執行時要按照集中起來的多數人的意見來實現。第四“要在工作中，擺正自己的位置”。他說，凡從事領導工作的人有一定范圍的用人權、用錢權、作決定的權。“這個權是組織、人民給我們的，要用來為大局、為改革、為四化服務，不能為個人謀私利”。孫老不僅是宣傳，而且以身作則作表率。
孫老年高體弱，會務繁忙，兼職很多，但他都盡心盡職努力做好。他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心胸開闊、克勤克儉、廉潔奉公。在生活上自檢自律，以奢為恥。他長期住在機關干部普通宿舍里，房間里竟然連一對沙發都沒有，只有幾把軟的扶手椅。在尋常百姓的家里彩電早已普及，可他的家里只有一臺12英寸黑白電視機。他患有嚴重哮喘病，當時北京沒有適用的藥，就自費從上海購買，從不向有關醫院提出進藥的要求。他的內衣大都綴有補丁，還舍不得丟棄去購買新的。在機關里他常見到祝壽的邀請函，認為是浪費，提出此風不可長，提倡不搞祝壽活動。他生前囑咐后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把遺體捐獻給醫院供醫學研究用。孫老德高望重，是全會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優良作風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省委會原主委）
孫曉村在青少年時期，目睹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種種黑暗，產生對舊制度的不滿和反帝愛國思想，形成叛逆性格。他的父親是臨平鎮一個房地產主，擁有大量房地產。孫曉村年少時，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跟著父親去挨家挨戶收房租。他厭惡這些，想盡快離開家庭。在家鄉小學畢業后，孫曉村就讀于杭州宗文中學，寄居在叔父家。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預科，三年后轉入本科。震旦大學是法國教會辦的，法國教父對中國學生盛氣凌人，規定可以看哪些書，不能看哪些書，使他的求知欲受到了限制。“五卅慘案”發生后，他和進步同學一起在上海參加反帝愛國大游行。孫曉村決心離開上海震旦大學，考入北平中法大學就讀。期間，他參加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示威游行活動。他通過上海震旦大學同學王汝陽認識了王的哥哥王昆侖，并住在王昆侖家。王昆侖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進步書籍借給他閱讀，并動員他加入國民黨。孫加入國民黨后才知道王昆侖是屬于國民黨西山會議派。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在“四·一二”大屠殺中殺害了大批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4月26日，李大釗被害。基于義憤，孫曉村不顧個人安危，在革命低潮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一面在中法大學繼續讀書，一面接受黨組織指示，在印刷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積蓄革命力量。由于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賣遭破壞，他按照黨組織指示回南方，從事教員和雜志編輯工作，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撰寫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刊和專刊上，揭露中國農村已到赤貧地步，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農民吶喊呼號，提出中國農村的復興根本出路在于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因從事抗日救國活動被捕入獄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1936年5月30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圓明園路女青年會宣告成立，孫曉村當選為常務委員。
救國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它的重要作用，是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時刻，代表人民的要求，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壓迫，掀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潮。救國會最初是從舉辦讀書會開始的。1933年下半年，王昆侖、孫曉村、曹孟君、王楓等發起成立南京讀書會。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各大中城市，進步青年聚在一起學習談心。采用讀書會的名稱，是為了使這個組織的團結面越寬越好。初時讀書會只是組織大家讀些進步書刊，定期討論，后來，隨著形勢日益危殆，討論政治問題的中心就成為救亡圖存問題。1935年8月，中共地下黨通過沈鈞儒、鄒韜奮、錢俊瑞等同志的推動，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舉行一次會議，上海、無錫均有代表參加。會議決定，以讀書會為基礎，籌組南京各界救國會。救國會成立后，與“一二九”運動相呼應，以燎原之勢推動大中城市紛紛成立組織。由于蔣介石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對救國會的成立進行激烈反對并予以鎮壓。1936年11月23日，蔣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救國會七位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史稱“七君子”事件），把他們關押在江蘇高等法院蘇州看守所。接著在南京逮捕了曹孟君和孫曉村。1936年11月28日下午，孫曉村正在財政部開會，有人走進會議室對他說“洛陽有人要和你談話”（此時蔣介石正在洛陽）。當孫走出會議室時，見到兩個特務帶著手槍，出示一張逮捕證，上書“赤匪嫌疑、危害民國”。就把他帶走了，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第二天有人來審問他，第一句話對他說，“你要知道階級斗爭是殘酷的”。孫回答，“做亡國奴更慘”，并質問，“我是財政部的科長，你們抓我有什么理由？”那位刑審員說，“這是洛陽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我們有證據。”在這以后，又將孫轉至憲兵司令部看守所關押。孫曉村在獄中，堅持斗爭，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的浩然正氣。“七七事變”后，看守所采取了一些防備措施，給關押的人都帶上了手銬。1937年9月，孫曉村經營救被保釋出獄，他被帶到司令部軍法官辦公室，軍法官向他宣布，“今天保你出去，我們同意了。但你的認罪態度不好，散發共產黨文件，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緩刑兩年執行。在這兩年時間里，隨時可抓你的。”孫回到牢房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離開了憲兵司令部監獄，他在這里整整關押了9個月。
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后，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救援行動。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起了“救國入獄”運動，他們率領代表團去蘇州看守所質問“救國有何罪？抗日違反什么法？如救國有罪，把我們也羈押起來。”在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聲援下，蔣介石迫于民眾的壓力，只得把救國會領導人放了。“七君子”和孫曉村等人恢復自由后，繼續從事愛國革命工作。
堅持隱蔽斗爭迎接解放
孫曉村在建國前從事過許多職業，當過教師、職員，做過專欄雜志作家、編輯，在國民黨政府機構中任過專員、科長等職。外界人看來他當了“官”，其實不是如此，主要為灰色自己，使自己有一個公開合法身份，有機會接觸國民黨中上層人士，周旋于他們之間了解內部情況，遵照地下黨指示，開展爭取人心和營救進步人士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孫曉村回到上海，與吳覺農共同創辦興華制茶公司，并任副總經理，同時擔任上海法政學院經濟學、社會學教授。1945年，他加入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擔任國內部主任，利用自己的社會聯系，在國民黨民主派和國民黨上層人士中，積極進行反內戰、反獨裁宣傳，促進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的工作。1947年，上海各經濟團體聯誼會建立，他積極參加工商界星期聚餐會活動，宣傳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和政策，介紹解放戰場的形勢。中共地下黨組織利用聚餐會及時把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告訴與會者，并通過他們向工商界傳達。這對穩定工商界人心、保護工商企業、迎接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孫還參與發起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并任理事。1948年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通知，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一張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要設法盡快躲避。他和夫人吳元戌在接到通知的當天，就轉移到其他地方，由親戚幫助購買火車票，三天后全家人到了杭州，住在他的岳母家——杭州華藏寺巷華芷里4號。這期間，孫曉村深居簡出，對外化名孫春霆，頭銜是杭縣縣銀行董事，還印了名片。來往信件一律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吳言的工作單位，由吳轉交。
孫曉村住在杭州，很少外出，但他并沒有停止活動。仍對他熟悉的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層人士，如原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原中國農民銀行杭州分行經理，原浙江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等人做過爭取工作。杭州解放后，他曾向杭州市軍管會提供過一份杭州各界積極分子的名單，為杭州市軍管會從國民黨舊政權手里接收過來后能迅速恢復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三、四月間，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通知孫曉村，在他上海住宅區發現有國民黨特務在徘徊，認為目前住在杭州岳母家仍不安全，要他趕快轉移他處。這樣孫進行二次搬家，住在下城區一條偏僻弄堂水陸寺巷一間破舊平屋。自此，他閉門不出，由他的女兒孫陽生和妻弟吳言兩人輪流照顧，每天或隔天傍晚給他送去衣物、食品、信件等。在這段時間曾有特務到他的岳母家探聽他的去向。一次，他戴了大邊花呢帽（舊稱銅盆帽），想出外理發，不料出門不久，就遇到一個特務，他趕緊壓底帽沿避開回家。自此以后，他理發就找沿街叫喊的理發擔子到家里，不再外出理發。孫曉村隱蔽在杭州日子里，家里人常聽到低聲在吟唱《國際歌》，充分顯示他雖身處逆境，仍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不移。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次日孫曉村和夫人就搬回岳母家住。當天上午，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指派軍管會工業部長郭靜唐、交際處處長胡成放，攜譚震林名片來看望他，并請他全家人晚上觀看新編京劇《闖王進京》。5日以后，在軍管會領導下，孫曉村開始公開露面，向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要求大家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做好穩定人心工作，積極搞好生產經營。
為新中國建設事業盡心竭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孫曉村去上海，被任命為華東油脂公司總經理，后又擔任上海市工商聯秘書長。不久調到北京工作，歷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財經計劃局副局長、中國銀行公股常務董事等職，在陳云同志領導下工作。1949年加入民主建國會。同年，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會議。民建一大至五大期間，分別擔任民建中央宣教處處長、民建中常委、民建中央秘書長、民建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等職。盡管工作任務繁重，他在工作中始終堅持兩條根本信念：
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長期革命實踐中，他對黨是一貫的堅定與忠誠。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實現多黨合作制度的根本保證。1989年初，中共中央在醞釀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征集各方面意見期間，孫曉村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一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他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總格局中，共產黨是領導核心，八個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并與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這個關系要擺正。在執政問題上，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在共同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應該共負責任、榮辱與共。”又指出，“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中國共產黨在危難之中解救出我們，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盡最大力量保護了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斗爭實踐中，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在團結戰斗中親密合作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也沒有我的今天。”
二是堅持團結。他十分重視民建會內團結，把團結同志列為擔任領導人的必盡職責。1986年他在民建中央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語重心長地講了四點意見：第一“要顧大局”。他認為，要想一想過去的苦難，看看神州大地到處欣欣向榮的現實，望一望光輝遼闊的社會主義前景。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為大局出把力，還有什么理由不顧大局而為自己爭這爭那；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團結起來，為四化服務。第二“要正確認識自己，正確對待別人”。他認為，人貴有自知之明，自知優點一般人往往能做到，可貴的是知道自己的缺點。對待別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缺點，要從發展變化上看人，看人的素質怎樣，主要作風怎樣，切不可抓住別人的某一缺點而否定一切。第三“要正確貫徹民主集中制”。他說，我們互相共事，誰的意見對，就接受誰的意見。有時，有不同意見而且本人堅持，要允許保留，但執行時要按照集中起來的多數人的意見來實現。第四“要在工作中，擺正自己的位置”。他說，凡從事領導工作的人有一定范圍的用人權、用錢權、作決定的權。“這個權是組織、人民給我們的，要用來為大局、為改革、為四化服務，不能為個人謀私利”。孫老不僅是宣傳，而且以身作則作表率。
孫老年高體弱，會務繁忙，兼職很多，但他都盡心盡職努力做好。他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心胸開闊、克勤克儉、廉潔奉公。在生活上自檢自律，以奢為恥。他長期住在機關干部普通宿舍里，房間里竟然連一對沙發都沒有，只有幾把軟的扶手椅。在尋常百姓的家里彩電早已普及，可他的家里只有一臺12英寸黑白電視機。他患有嚴重哮喘病，當時北京沒有適用的藥，就自費從上海購買，從不向有關醫院提出進藥的要求。他的內衣大都綴有補丁，還舍不得丟棄去購買新的。在機關里他常見到祝壽的邀請函，認為是浪費，提出此風不可長，提倡不搞祝壽活動。他生前囑咐后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把遺體捐獻給醫院供醫學研究用。孫老德高望重，是全會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優良作風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