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基本經濟制度優勢 扎實促進共同富裕
發布時間：2022-01-25 15: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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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小平
日前，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二○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實質性進展。這標志著我國在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建設新征程。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可比擬的制度優勢，可以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生產力，體現更加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更好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深化改革，我國所有制構成和格局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從過去單一的公有制演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更加切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要求。國有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織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著眼于增強國企的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創新力和抗風險能力，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國企特點的現代企業制度，既體現現代企業的一般性，又反映國有企業的特殊性，使其更好地承擔起支撐國計民生的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充分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使之融合貫徹到國企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牢牢把握國企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在經營機制上，依法依章發揮董事會的功能和經理層的行使權力職能，提高適應市場競爭的經營決策貫徹能力；在考核評價機制上，構建權責利一致、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結合、年度目標與任期目標銜接、分行業與一企一策區別的綜合績效考核體系，防止因產權掛鉤不直接弱化內生發展動力；在用人機制上，構建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薪酬能增能降的優勝劣汰機制，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和“鐵飯碗”；在產權機制上，積極推進完全競爭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吸納社會資本，吸收民營經濟靈活的經營機制；在國資監管機制上，以法治監管、專業化監管、分類監管做實管好資本，促進國資保值增值，防范化解各類風險。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黨在農村的一貫政策，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農村是重點難點，農民增收是薄弱環節。要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契機，不失時機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在持續精準幫扶的同時，乘勢而上，實施強村富民行動，建設農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基本單元。重點在三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培養新時代農村致富的“帶頭人”。要將村支書、村委主任“一肩挑”后的村主要領導納入鄉鎮領導班子選拔范圍，納入組織部門干部培訓計劃，保障他們的工資和社保待遇。鼓勵鄉賢回鄉村、青年回鄉村，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開放式的集體經濟組織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充實“帶頭人”隊伍。二是要盤活農村“三塊地”，這是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最大本錢。要積極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促進適度規模經營，通過使用權流轉、托管、入股等形式，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模式，既吸引工商資本下鄉，又連接千家萬戶利益。要穩步推進不同類型地區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償和一定限制條件下，探索農房使用經營權流轉、扺押、出租等權益價值實現機制。要用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和增值收益合理分配，壯大農村集體資產，增加農民的財產性、經營性收入。三是要創建管好用好集體資產的“好章程”。認真總結各地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的經驗，進一步明確其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適時制定村經濟合作社組織管理條例，規范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認定，收益分配辦法，健全農村“三資”管理制度，完善社務公開和監督制度，確保村級集體運行安全有效。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在穩增長、促就業、活市場、助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載入憲法，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黨和國家的明確方針。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重要論述，給民營經濟發展指明方向，給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落實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營造公平、透明、法治的發展環境，營造有利于企業家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幫助民營企業實現創新發展，在市場競爭中打造一支有開拓精神、前瞻眼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隊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民營企業需按照國家的法規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向國家繳納增值稅、所得稅，接受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各地各部門要細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關配套措施，使有關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在鼓勵誠實勞動致富，激勵創業創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相對均衡，推進共同富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針對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足，標準偏低，地區、行業、人群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應加快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按照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場機制，注重效率；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動員社會力量，突出救助互助的原則，努力形成公平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切實做好提“高”文章。健全工資收入調節分配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面推進企業工資協商機制，擴大企業職工協商話語權，深化事業單位特別是高校科研院所績效工資改革，探索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價值參與分配的價值實現形式，賦予其更大的收入分配自主權、科研人員職務成果所有權和發明使用權，提高科研成果轉化分享收益比例。適合數字化加速發展的趨勢，加快培育數據交易市場，完善數據確權，讓數據所有者獲得應有收益。要落實就業優先的戰略，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與調查失業率相銜接的就業服務體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加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加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切實做好擴“中”文章。要把握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歷史機遇，重視利用戶籍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6%左右的差率空間，加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以此為重點，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加快推進以居住證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消除附加在戶籍上的公共服務不均等現象，重構以居住證為核心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推動其成為進城的“身份證”，服務城市的“貢獻證”，共享公共服務的“權利證”。
切實做好保“低”文章。完善多維度的貧困評估指標體系和數字化救助體系，健全精準識貧機制，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具體的生活保障線，確保“兩不愁三保障”精準剛性兜底，防止各類返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國統籌，健全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適應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需要。指導推動各地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的統籌層次。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制度，推行低收入群體醫療補充制度性保險，構建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長效機制。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等各項國家戰略和東西部協作幫扶，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成就。但限于區位條件、經濟后發和生態環境等制約，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客觀存在。破解東西部發展不協調困境，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形成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合力，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有機結合好，實現東西發展要素的系統、均衡、協調配置，從而形成內生動力與外部幫扶共振發力，突破制約發展的瓶頸。
在有為政府方面，要對相對欠發達地區進行分類指導和考核。結合國家“十四五”等中長期規劃，突出人均GDP、城鄉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和綠色低碳發展等主要指標，實現分類別考核評價，并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相掛鉤，努力形成激勵自我造血、內生發展的明確績效導向。同時，逐步改變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基本運轉和建設項目的狀況，增加相對欠發達地區各級政府的財政自主安排水平，增強其改善民生，保護生態和實施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能力。要完善現行東西部協作幫扶機制，構建東西部協作的長效機制，打造“山海協作”升級版，重點強化對東部省份幫扶責任的“硬考核”，支持建設“雙向飛地”對口協作平臺，擴大東西部干部交流任職規模，落實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的“路線圖”、“任務表”。加強對國家戰略實施過程的協調，促進經濟帶、中心城市發育，推動相關省份規劃共繪、設施共建、市場同構。
在有效市場方面，要堅持按照構建國內大循環的系統要求，發揮東西部在統一大市場中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發展。重點是抓住東部地區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契機，營造市場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發揮東部企業的技術、市場、管理優勢和西部的資源、要素、生態產品優勢，促進市場要素有效合理配置，市場主體自主流動且更多向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產業有序梯度轉移、備份發展，共建共享、共同富裕。
（本文發表在《紅旗文稿》2021年第17期）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改革開放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促進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可比擬的制度優勢，可以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生產力，體現更加廣泛的社會公平正義，更好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深化改革，我國所有制構成和格局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從過去單一的公有制演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更加切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要求。國有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織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著眼于增強國企的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創新力和抗風險能力，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國企特點的現代企業制度，既體現現代企業的一般性，又反映國有企業的特殊性，使其更好地承擔起支撐國計民生的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充分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全面領導，使之融合貫徹到國企治理的全過程、各方面，牢牢把握國企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在經營機制上，依法依章發揮董事會的功能和經理層的行使權力職能，提高適應市場競爭的經營決策貫徹能力；在考核評價機制上，構建權責利一致、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結合、年度目標與任期目標銜接、分行業與一企一策區別的綜合績效考核體系，防止因產權掛鉤不直接弱化內生發展動力；在用人機制上，構建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薪酬能增能降的優勝劣汰機制，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和“鐵飯碗”；在產權機制上，積極推進完全競爭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吸納社會資本，吸收民營經濟靈活的經營機制；在國資監管機制上，以法治監管、專業化監管、分類監管做實管好資本，促進國資保值增值，防范化解各類風險。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是黨在農村的一貫政策，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農村是重點難點，農民增收是薄弱環節。要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契機，不失時機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在持續精準幫扶的同時，乘勢而上，實施強村富民行動，建設農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基本單元。重點在三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培養新時代農村致富的“帶頭人”。要將村支書、村委主任“一肩挑”后的村主要領導納入鄉鎮領導班子選拔范圍，納入組織部門干部培訓計劃，保障他們的工資和社保待遇。鼓勵鄉賢回鄉村、青年回鄉村，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開放式的集體經濟組織職業經理人選拔機制，充實“帶頭人”隊伍。二是要盤活農村“三塊地”，這是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最大本錢。要積極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促進適度規模經營，通過使用權流轉、托管、入股等形式，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模式，既吸引工商資本下鄉，又連接千家萬戶利益。要穩步推進不同類型地區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在依法、自愿、有償和一定限制條件下，探索農房使用經營權流轉、扺押、出租等權益價值實現機制。要用好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實現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和增值收益合理分配，壯大農村集體資產，增加農民的財產性、經營性收入。三是要創建管好用好集體資產的“好章程”。認真總結各地村級股份經濟合作社的經驗，進一步明確其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適時制定村經濟合作社組織管理條例，規范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認定，收益分配辦法，健全農村“三資”管理制度，完善社務公開和監督制度，確保村級集體運行安全有效。
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在穩增長、促就業、活市場、助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載入憲法，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黨和國家的明確方針。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重要論述，給民營經濟發展指明方向，給民營企業家吃下“定心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落實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營造公平、透明、法治的發展環境，營造有利于企業家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幫助民營企業實現創新發展，在市場競爭中打造一支有開拓精神、前瞻眼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隊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幫后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民營企業需按照國家的法規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為員工繳納“五險一金”，向國家繳納增值稅、所得稅，接受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各地各部門要細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關配套措施，使有關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真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在鼓勵誠實勞動致富，激勵創業創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相對均衡，推進共同富裕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針對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足，標準偏低，地區、行業、人群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應加快收入分配機制的改革，按照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場機制，注重效率；再分配主要由政府調控，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動員社會力量，突出救助互助的原則，努力形成公平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切實做好提“高”文章。健全工資收入調節分配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全面推進企業工資協商機制，擴大企業職工協商話語權，深化事業單位特別是高校科研院所績效工資改革，探索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價值參與分配的價值實現形式，賦予其更大的收入分配自主權、科研人員職務成果所有權和發明使用權，提高科研成果轉化分享收益比例。適合數字化加速發展的趨勢，加快培育數據交易市場，完善數據確權，讓數據所有者獲得應有收益。要落實就業優先的戰略，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的就業，健全與調查失業率相銜接的就業服務體系，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加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加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切實做好擴“中”文章。要把握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歷史機遇，重視利用戶籍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16%左右的差率空間，加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以此為重點，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加快推進以居住證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消除附加在戶籍上的公共服務不均等現象，重構以居住證為核心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推動其成為進城的“身份證”，服務城市的“貢獻證”，共享公共服務的“權利證”。
切實做好保“低”文章。完善多維度的貧困評估指標體系和數字化救助體系，健全精準識貧機制，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具體的生活保障線，確保“兩不愁三保障”精準剛性兜底，防止各類返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國統籌，健全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適應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需要。指導推動各地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的統籌層次。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制度，推行低收入群體醫療補充制度性保險，構建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長效機制。
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等各項國家戰略和東西部協作幫扶，促進了區域協調發展，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成就。但限于區位條件、經濟后發和生態環境等制約，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客觀存在。破解東西部發展不協調困境，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形成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合力，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作用有機結合好，實現東西發展要素的系統、均衡、協調配置，從而形成內生動力與外部幫扶共振發力，突破制約發展的瓶頸。
在有為政府方面，要對相對欠發達地區進行分類指導和考核。結合國家“十四五”等中長期規劃，突出人均GDP、城鄉居民收入、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和綠色低碳發展等主要指標，實現分類別考核評價，并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生態補償相掛鉤，努力形成激勵自我造血、內生發展的明確績效導向。同時，逐步改變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基本運轉和建設項目的狀況，增加相對欠發達地區各級政府的財政自主安排水平，增強其改善民生，保護生態和實施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能力。要完善現行東西部協作幫扶機制，構建東西部協作的長效機制，打造“山海協作”升級版，重點強化對東部省份幫扶責任的“硬考核”，支持建設“雙向飛地”對口協作平臺，擴大東西部干部交流任職規模，落實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的“路線圖”、“任務表”。加強對國家戰略實施過程的協調，促進經濟帶、中心城市發育，推動相關省份規劃共繪、設施共建、市場同構。
在有效市場方面，要堅持按照構建國內大循環的系統要求，發揮東西部在統一大市場中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發展。重點是抓住東部地區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契機，營造市場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發揮東部企業的技術、市場、管理優勢和西部的資源、要素、生態產品優勢，促進市場要素有效合理配置，市場主體自主流動且更多向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產業有序梯度轉移、備份發展，共建共享、共同富裕。
（本文發表在《紅旗文稿》2021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