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元炳（1909年-1995年），江蘇南通人，中共黨員。1953年加入民建，歷任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六屆咨議委員會副主任。
湯元炳青年時代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追求進步、向往革命。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在革命低潮時湯元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后被捕關押在杭州小車橋陸軍監獄中，時間長達6年。經多方營救保釋出獄后東渡日本，就讀于日本法政大學，畢業后回國從事工商實業，曾任中國棉業公司余姚分莊主任、中國紡織企業公司代總經理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杭州紗廠經理，浙江省人民政府工礦廳經理室主任，浙江省公營廠礦聯營處經理，浙江省土特產聯營公司經理，浙江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浙江省工商聯秘書長、副主委、主委，全國工商聯第二、三屆執委、第四屆常委、第六屆顧問。第二、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
時刻不忘周總理殷殷囑托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湯元炳當時在上海工作，接到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邀請函，邀他回杭州參加慶祝中國共產黨生日“七一”座談會。他欣然前往，在會上聆聽了浙江省委書記、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和省委副書記、軍管會副主任譚啟龍的講話，對回到杭州參加建設工作感到無比的興奮，認為為國出力的時機到了。湯元炳抓緊安排好上海工作后，全家人回到了杭州，不久，就被任命為從官僚資本接收過來的杭江紗廠經理、浙江省工礦廳廠礦聯營處經理等職。新中國成立初百業待興，其中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接管杭州市舊市商會組織。誰來擔此重任？黨內經濟界人士向譚震林推薦湯元炳。曹湘渠在回憶錄中記載，“是吳憲同志告訴我的，譚震林還親自到杭江紗廠進行考察”“湯元炳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我黨，后因被捕斷了聯系，保釋出獄后去日本留學”“湯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有豐富的經驗，是一個難得的人才。譚震林決定由湯元炳任市工商聯籌委會主任，并指示再配上幾個有聲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層工作做好，團結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驟地進行接管和改組同業公會，就可順理成章了。”
中共浙江省委、杭州市委領導為什么如此重視工商聯工作？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前，無論是日偽時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市商會都被反動政府操縱把持，用來控制經濟和社會。市商會下屬有100多個同業公會，分布于各行各業，人員龐雜。只有人民政府接管過來，進行脫胎換骨改造，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項任務十分艱巨，湯元炳義不容辭擔起責任，團結工商聯其他領導班子成員，在各級政府的領導支持下，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任務，推動廣大工商業者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接受土改、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教育，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7年3月，周恩來總理來杭州視察工作，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廳會見了各界代表人士。周總理緊緊握著湯元炳的手說：“工商聯要充分發揮聯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團結教育工商界人士愛國愛黨。”幾十年來，湯元炳一直將周總理的殷殷囑托牢記在心，在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想起總理的教導，增強了戰勝困難做好工作的信心。
為社會力量辦學嘔心瀝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作出決定，終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隨著大批知青返城，勞動就業矛盾日益突出。據《改革開放史》記載，1979年全國2000多萬待業人員中，有回鄉知青700多萬，留城青年320萬。當時，經濟秩序尚在恢復中，要一時安置這么多知青就業困難重重。湯元炳急國家之急，想人民所想，強烈地意識到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他了解到大批知青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與國家“四化”建設所需人才的要求差距較大，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是拓寬就業渠道的重要舉措，因此建議引導社會力量辦學。一次湯元炳利用去北京出席會議的機會，專程拜訪了正養病在家的中央統戰部老部長李維漢，向其敞開心扉談了自己的想法。李維漢聽后說，只要是對人民有益的事就應該積極去做。短短幾句話，增強了湯元炳繼續辦學的決心。回杭后，他立即召集浙江省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在會議上進行傳達，得到了大家的贊同和浙江省委統戰部、浙江省政協領導的支持。
湯元炳認為，依靠社會力量辦學功在國家、利在青年一代，一定會得到各方的支持，社會上有許多資源可以利用，但是辦學存在一些具體困難亟待解決。針對缺少辦學資金的問題，湯元炳多方集資，利用他的聲望和影響、聯系海外親友，為浙江改革開放引資及社會力量辦學募集資金。錢江業余學校創辦時沒有校舍，大家想到了是否可向市區中學租借教室，白天中學生上課，晚上租借給錢江使用。一開始教委沒有同意，做了工作后，同意將在市區的開源中學、杭十二中、大關中學的教室借給錢江學校使用。幾年后錢江才自建了一幢教學行政樓。師資問題如何解決？大家一致認為可向在杭的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聘請兼職教師。由于錢江業余學校創辦初期，知名度不高，授課報酬低，時間又在晚上，許多教師不愿來。校方多次登門做工作，直至他們被錢江辦學精神所感動。學校對受聘老師熱情相待，每逢雨天派車接送，下課后還端上一盆熱水洗臉……由此建立了融洽合作的關系。
錢江業余學校從建校開始，堅持“教書育人、嚴謹治學、勤儉辦學”的方針，在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下，學校規模不斷擴大，發展到總校一所、分校三所，到1984年每年辦班能力達到200個班級，近萬名學生。因為學校是社會力量辦學，要體現服務社會的精神，學生收費低，學校行政人員待遇低、工作時間長，平日每天下午四時許要到校為晚間課程做準備，許多同志只能以面包、方便面充饑，到晚上最后一節課結束后才回家吃飯；辦公條件較差，二三十人同擠在一間大辦公室里。他們處處因陋就簡，把經費節約下來用于辦學，學校沒有工勤人員，由行政人員負責供應茶水，還幫助學生把自行車停放整齊、下雨天蓋上雨披……大家并不叫苦，還把這種精神稱之為“錢江精神”。在慶祝建校30周年時，王光英題詞“社會辦學楷模”，經叔平題詞“嚴謹治校、勤于育人”，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對錢江業余學校作出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
心中始終裝著“國之大者”
湯元炳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和參政議政工作。《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公布后，他認真學習，深有體會地說：“我們所幸生于盛世，黨和政府對民建和工商聯給予殷切的期望，深感歷史責任的重大，我們要切實加強自身建設，做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工作。”
湯元炳每年參與參政議政選題，他政治站位高、目光遠大，選擇有關國計民生重大問題。如“開發海洋振興舟山”，他認為舟山有深水良港，可以溝通南北航運，開發舟山可帶動浙江省和全國經濟，他以此為題在全國政協會議上發言，受到國務院的重視。湯元炳還結合參與社會力量辦學的實際，認為社會力量辦學的關鍵是要爭取社會各方，尤其是政府部門給予大力支持。他在全國政協同民建和工商界委員一起提出“請教育部門和有關部門積極支持、盡力幫助民建和工商聯辦學”的提案，得到了重視和支持。在浙江省，民建每年都有一批調研報告受到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領導的重視，提出的意見建議在制定政策時予以吸收。湯元炳經常以“實至名歸”來教育干部，強調“參政議政要不斷提高質量，實實在在干，虛與實我更多地傾向于實，實至名歸嘛，光有虛名有什么用。”
湯元炳淡泊名利，廉潔自律。新中國成立前，蔣介石潰逃臺灣，國民黨政府密令鄧葆光將一批珍貴書籍運往臺灣。湯元炳得知后將自己僅存的棉紗抵押成黃金，資助鄧葆光將古籍轉運至香港，不去臺灣，最后回到了人民手中。湯元炳從未主動對人提及這件事，連他的家人也是在國務院文化部頒發獎狀，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這一消息時才得知的，他淡淡地說：“為國家做了一點小事，有什么可講的。”文化部頒發獎金給他，他也未去領，并婉拒了新聞媒體的采訪。
湯元炳學習認真，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毛主席著作、鄧小平理論，以及中共中央文件他學了一遍又一遍，重要內容還摘抄下來經常翻看，他的書柜中存放了幾十本學習筆記本。一般人看文件瀏覽一遍，他要仔細地看好幾遍，有時為了準備會議發言稿，通宵達旦工作，第二天還拿出來再看一遍。他抓工作，總是一抓到底、雷厲風行。如協助區政府和街道黨委做好待業青年勞動就業工作，他不顧年老體弱，和機關同志們一起，一個個街道、一家家企業了解實際情況，找到解決問題之策，他不僅是抓工作，而且要抓出成效。他這種勇于擔責、嚴謹踏實的作風，影響和帶動了浙江省民建組織做好工作。
湯元炳對家屬子女要求嚴格，要求子女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他說一個人活在世上，如果只是為了自己，那算不得什么，一個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把自己命運和黨的事業、祖國的前途結合起來，才能成為真正的人。他在晚年重新辦理了入黨手續，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實現了他的夙愿。臨終前他對子女說：“我沒有什么財產留給你們，留給你們的只有做人的品德。”湯元炳的一生是堅定不移跟黨走的一生。
（來源：9月1日《團結報》第7版；作者系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