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跟著共產黨
懷念我的父親湯元炳
發布時間：2009-12-21 11: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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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湯為平
今年3月22日，是父親100歲生日。我代表母親，還有兄弟姐妹，感謝民建浙江省委會舉行紀念座談會，緬懷他為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殫精竭慮的一生，也感謝各位領導和在座諸位的深情厚意。
父親的一生，對黨無比忠誠
他一生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夠建設好中國。”他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參加共產黨。第二年，他在杭州從事地下活動時被捕，在獄中經受6年的折磨，留下終身的病痛，也與黨失掉關系。出獄后，他到日本留學，回國后投身實業救國活動。1949年，出于對共產黨的信任，他拒絕到臺灣，并勸說上海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一起留下。
父親對黨的堅定信念，與老一代革命家的關愛是分不開的。1949年6月底，父親應中共浙江省委的邀請，參加了“七一座談會”，省委書記譚震林和副書記譚啟龍等和父親他們一道商談如何恢復浙江經濟，父親心情十分激動。他和我們說起當時的心情：“我們這些長期在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下過來的人，一旦接觸到共產黨這種民主作風和協商精神，就像春風蕩漾，如遇甘霖，滋潤了心田。”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主席邀集參加全國工商聯執委會的委員到中南海座談，父親參加了座談會，聆聽了毛主席《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1957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杭州視察工作時，對父親語重心長地說：工商聯要充分發揮聯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團結工商界愛國愛黨，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后的幾十年里，周總理的話一直銘刻在父親的心頭。1979年，父親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特別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父親一直要求我們要熱愛祖國，忠誠于黨的事業，希望我們三個子女都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培養下，我們兄妹三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4年底，父親病重在床，叫我約見省政協、省委統戰部的領導，當面提出入黨請求。
黨組織給了父親崇高的榮譽，批準他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父親在最后的日子里實現了他一輩子奮斗追求的目標，他的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走得很安詳。
父親的一生，對黨和國家的事業無限熱愛
父親一直從事民建、工商聯的領導工作，作為黨外人士長期與黨合作共事。在接任工商聯籌組工作，擔任工商聯領導職務時，父親已經是擔任人民政府公職的領導干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興無滅資”、“破資立社”，而民建、工商聯卻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是否“不合時宜”？會不會被視為“右”？父親當時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接收整頓杭州舊商會及其所屬的126個同業公會，清除舊社會遺留的封建行會舊習。可以想像，父親當年頂著多大的壓力和阻力，工作的難度和復雜性可想而知，但他始終堅定地相信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政策，困難問題都是暫時的，一心一意地跟著黨，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父親海外朋友很多，而且層次高，影響大，他利用各種機會和朋友聯系，請他們為國家建設出力。
1979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請他籌組浙江省華僑投資公司（后改名為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由他任董事長、總經理，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籌集資金。他向浙江籍海外工商界人士宣傳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動員他們支持家鄉建設，香港知名實業家王寬誠、查濟民、包玉書、包玉新等積極拿出資金投入公司，為公司的經營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父親積極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他組織工商界人士籌集資金創辦了一所全日制中學———錢江中學，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文革”期間，父親由于辦學，成了“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典型，被紅衛兵揪去批斗。正值炎炎夏日，在操場上用很細的鐵絲穿上一塊大黑板，掛在脖子上，又做“噴氣式”，回家時后頸和雙臂又紅又腫，身上還有傷痕。當我們心疼他當初千辛萬苦辦學，到頭來落下了一條條罪狀，肉體上還受到折磨時，父親講，學生們還年輕，以后還是要大力辦教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父親再次籌辦學校，他動員工商界人士捐款和參加籌建工作，又通過自己與海外工商界老朋友的情誼，籌集了大量資金。1979年3月，民建、工商聯聯合辦的錢江業余學校開始招生，至今已培養了40多萬名各類人才。父親還全力支持省政協創辦樹人大學，甚至臥病在床的時候，還給香港的朋友寫信，請他們支持辦學，香港知名實業家查濟民先生堅持要把由他捐款建造的教學大樓用父親名字命名，父親婉言謝絕了。
父親70高齡的時候，擔任浙江省副省長、省民建和工商聯主要領導，還擔任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領導。他懷著“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的心情，不辭辛勞，不知疲倦地工作。為了做好工作，父親對黨的方針政策和理論學習抓得很緊。他總是將黨的有關文件學了一遍又一遍，一定要將文件的精神領會吸收。重要的內容，要摘抄下來，重要的文章，要剪貼起來，經常翻看。他還認真記下學習體會，書柜中積累了幾十本學習筆記。他出差途中，在飛機或者火車上，總會把該讀的文件資料瀏覽一遍。有時為了準備一次會議發言，會通宵達旦地工作，早年他還抽煙，第二天我們到他的書房會發現滿屋都是煙霧，桌上煙缸中壘起高高的煙蒂。他的講話和發言大家要聽、愛聽，但沒人知道他為此翻閱了多少文件、資料，熬了幾個通宵。到晚年時，他每天晚上還坐在床上看兩三個小時的文件和書報。
父親是欣慰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里，看到了國家現代化建設日新月異的變化和蓬勃生機，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我們國家的富強和昌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黨和國家的事業。
父親的一生，淡泊名利，對家人嚴格要求
剛解放，他就把南通老家祖父遺留給自己的房產和自己當時在杭州的幾處私宅無償送給國家。還記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根據中央領導的要求：“文革”期間對一批黨外知名人士抄家時的私人財物要歸還本人，如遺失要按照財物的所值用現金發還。我們家在“文革”期間有一批財物是半夜被造反派拿走的，組織經過查找也追不回來了。記得有一天，省委統戰部領導要父親去領財物遺失的補償款。晚上我們問起此事，他很嚴肅地對我們講，“這種錢我可以拿么？東西如果還在可以拿回來，現在的錢是國庫里拿出來的，我怎么可以拿國家的錢！”1983年的一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消息，父親在解放前夕用棉紗抵押70兩黃金，把國民黨準備運往臺灣的一大批古籍輾轉運到香港，最后回到大陸，父親因此受到嘉獎。我們當時都很吃驚，連母親也說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母親還跟我們說，你父親做了很多好事，他自己從來不說。不久，父親從北京回來，我們問起此事，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這是盡自己的力量為國家應該做的一點小事，沒有什么好講的。”時隔不久，文化部來函要獎勵父親一筆錢，他回信請他們轉交給基金會。省內主要媒體幾次上門，希望詳細報道當時事情的全過程，也被父親一一婉拒。
在擔任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領導十多年時間里，父親有多次出國的機會，但他一次也沒有去，都讓給公司的業務骨干。因為工作的關系，父親手中經過的錢款可能達到了幾十個億，但他保持著一份清貧，僅有兩套西裝還是上世紀80年代初兩次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代表團訪問香港時，由組織上統一定做的；一雙皮鞋一穿就是十幾年，鞋跟、鞋底也不知道換了幾次；身上穿的襯衫，領子和袖口破了翻個面繼續穿。有時，星期天午睡醒來后，用面粉攤上幾張麥糊燒，對他就算是享受了，如果再買幾塊油炸臭豆腐，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遇到暫時困難，父親和母親帶頭減工資。精簡機構時，他又動員母親退下來，不拿工資，工作照做，因此，母親精簡之后，一直上班。為了培養民建的年輕干部，他動員母親把組織上已安排她為六屆省政協委員的名額讓出來。1993年機關工資改革，那時父親已經生病住院多時，他對我們說：“我不能為黨多做工作，拿的工資太多了，要將工資減下來。”
父親常常教育我們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一個人活在世上只為了自己的生活，那算不得什么，要有一個崇高的理想，把自己和黨的事業、祖國的前途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臨終前，父親對我們講，我沒有什么財產留給你們，留給你們的只有做人的品德。對于我們來說，父親留給我們的是一種精神，他教會我們應該怎樣踏實做人、努力工作，這是最珍貴的遺產，鞭策我們繼續他摯愛的事業。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湯為平，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工商聯黨組書記）
父親的一生，對黨無比忠誠
他一生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夠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夠建設好中國。”他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參加共產黨。第二年，他在杭州從事地下活動時被捕，在獄中經受6年的折磨，留下終身的病痛，也與黨失掉關系。出獄后，他到日本留學，回國后投身實業救國活動。1949年，出于對共產黨的信任，他拒絕到臺灣，并勸說上海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一起留下。
父親對黨的堅定信念，與老一代革命家的關愛是分不開的。1949年6月底，父親應中共浙江省委的邀請，參加了“七一座談會”，省委書記譚震林和副書記譚啟龍等和父親他們一道商談如何恢復浙江經濟，父親心情十分激動。他和我們說起當時的心情：“我們這些長期在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下過來的人，一旦接觸到共產黨這種民主作風和協商精神，就像春風蕩漾，如遇甘霖，滋潤了心田。”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主席邀集參加全國工商聯執委會的委員到中南海座談，父親參加了座談會，聆聽了毛主席《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1957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杭州視察工作時，對父親語重心長地說：工商聯要充分發揮聯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團結工商界愛國愛黨，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后的幾十年里，周總理的話一直銘刻在父親的心頭。1979年，父親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特別指出：我國的資本家階級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父親一直要求我們要熱愛祖國，忠誠于黨的事業，希望我們三個子女都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培養下，我們兄妹三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4年底，父親病重在床，叫我約見省政協、省委統戰部的領導，當面提出入黨請求。
黨組織給了父親崇高的榮譽，批準他成為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父親在最后的日子里實現了他一輩子奮斗追求的目標，他的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他走得很安詳。
父親的一生，對黨和國家的事業無限熱愛
父親一直從事民建、工商聯的領導工作，作為黨外人士長期與黨合作共事。在接任工商聯籌組工作，擔任工商聯領導職務時，父親已經是擔任人民政府公職的領導干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興無滅資”、“破資立社”，而民建、工商聯卻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合法利益，是否“不合時宜”？會不會被視為“右”？父親當時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接收整頓杭州舊商會及其所屬的126個同業公會，清除舊社會遺留的封建行會舊習。可以想像，父親當年頂著多大的壓力和阻力，工作的難度和復雜性可想而知，但他始終堅定地相信我們黨的一貫方針、政策，困難問題都是暫時的，一心一意地跟著黨，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父親海外朋友很多，而且層次高，影響大，他利用各種機會和朋友聯系，請他們為國家建設出力。
1979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請他籌組浙江省華僑投資公司（后改名為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由他任董事長、總經理，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籌集資金。他向浙江籍海外工商界人士宣傳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動員他們支持家鄉建設，香港知名實業家王寬誠、查濟民、包玉書、包玉新等積極拿出資金投入公司，為公司的經營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父親積極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為國家建設培養人才。他組織工商界人士籌集資金創辦了一所全日制中學———錢江中學，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文革”期間，父親由于辦學，成了“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典型，被紅衛兵揪去批斗。正值炎炎夏日，在操場上用很細的鐵絲穿上一塊大黑板，掛在脖子上，又做“噴氣式”，回家時后頸和雙臂又紅又腫，身上還有傷痕。當我們心疼他當初千辛萬苦辦學，到頭來落下了一條條罪狀，肉體上還受到折磨時，父親講，學生們還年輕，以后還是要大力辦教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父親再次籌辦學校，他動員工商界人士捐款和參加籌建工作，又通過自己與海外工商界老朋友的情誼，籌集了大量資金。1979年3月，民建、工商聯聯合辦的錢江業余學校開始招生，至今已培養了40多萬名各類人才。父親還全力支持省政協創辦樹人大學，甚至臥病在床的時候，還給香港的朋友寫信，請他們支持辦學，香港知名實業家查濟民先生堅持要把由他捐款建造的教學大樓用父親名字命名，父親婉言謝絕了。
父親70高齡的時候，擔任浙江省副省長、省民建和工商聯主要領導，還擔任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領導。他懷著“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的心情，不辭辛勞，不知疲倦地工作。為了做好工作，父親對黨的方針政策和理論學習抓得很緊。他總是將黨的有關文件學了一遍又一遍，一定要將文件的精神領會吸收。重要的內容，要摘抄下來，重要的文章，要剪貼起來，經常翻看。他還認真記下學習體會，書柜中積累了幾十本學習筆記。他出差途中，在飛機或者火車上，總會把該讀的文件資料瀏覽一遍。有時為了準備一次會議發言，會通宵達旦地工作，早年他還抽煙，第二天我們到他的書房會發現滿屋都是煙霧，桌上煙缸中壘起高高的煙蒂。他的講話和發言大家要聽、愛聽，但沒人知道他為此翻閱了多少文件、資料，熬了幾個通宵。到晚年時，他每天晚上還坐在床上看兩三個小時的文件和書報。
父親是欣慰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歲月里，看到了國家現代化建設日新月異的變化和蓬勃生機，他孜孜以求的就是我們國家的富強和昌盛，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黨和國家的事業。
父親的一生，淡泊名利，對家人嚴格要求
剛解放，他就把南通老家祖父遺留給自己的房產和自己當時在杭州的幾處私宅無償送給國家。還記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根據中央領導的要求：“文革”期間對一批黨外知名人士抄家時的私人財物要歸還本人，如遺失要按照財物的所值用現金發還。我們家在“文革”期間有一批財物是半夜被造反派拿走的，組織經過查找也追不回來了。記得有一天，省委統戰部領導要父親去領財物遺失的補償款。晚上我們問起此事，他很嚴肅地對我們講，“這種錢我可以拿么？東西如果還在可以拿回來，現在的錢是國庫里拿出來的，我怎么可以拿國家的錢！”1983年的一天早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報消息，父親在解放前夕用棉紗抵押70兩黃金，把國民黨準備運往臺灣的一大批古籍輾轉運到香港，最后回到大陸，父親因此受到嘉獎。我們當時都很吃驚，連母親也說從來沒有聽父親說過。母親還跟我們說，你父親做了很多好事，他自己從來不說。不久，父親從北京回來，我們問起此事，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這是盡自己的力量為國家應該做的一點小事，沒有什么好講的。”時隔不久，文化部來函要獎勵父親一筆錢，他回信請他們轉交給基金會。省內主要媒體幾次上門，希望詳細報道當時事情的全過程，也被父親一一婉拒。
在擔任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領導十多年時間里，父親有多次出國的機會，但他一次也沒有去，都讓給公司的業務骨干。因為工作的關系，父親手中經過的錢款可能達到了幾十個億，但他保持著一份清貧，僅有兩套西裝還是上世紀80年代初兩次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代表團訪問香港時，由組織上統一定做的；一雙皮鞋一穿就是十幾年，鞋跟、鞋底也不知道換了幾次；身上穿的襯衫，領子和袖口破了翻個面繼續穿。有時，星期天午睡醒來后，用面粉攤上幾張麥糊燒，對他就算是享受了，如果再買幾塊油炸臭豆腐，那更是意外之喜了。
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遇到暫時困難，父親和母親帶頭減工資。精簡機構時，他又動員母親退下來，不拿工資，工作照做，因此，母親精簡之后，一直上班。為了培養民建的年輕干部，他動員母親把組織上已安排她為六屆省政協委員的名額讓出來。1993年機關工資改革，那時父親已經生病住院多時，他對我們說：“我不能為黨多做工作，拿的工資太多了，要將工資減下來。”
父親常常教育我們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一個人活在世上只為了自己的生活，那算不得什么，要有一個崇高的理想，把自己和黨的事業、祖國的前途結合起來，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臨終前，父親對我們講，我沒有什么財產留給你們，留給你們的只有做人的品德。對于我們來說，父親留給我們的是一種精神，他教會我們應該怎樣踏實做人、努力工作，這是最珍貴的遺產，鞭策我們繼續他摯愛的事業。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14年了，但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湯為平，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工商聯黨組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