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那個時代
發布時間：2010-12-22 16:38:21
|
作者： 程 煒
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廣播電視里傳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的公報。我當時在杭州一家國有企業工作，正帶領一個質量訪問組在江蘇鎮江走訪客戶。當時，三中全會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黨中央宣布，要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二是解放思想，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我聞訊無比興奮，雖然對三中全會精神還沒有完全理解，但是我下意識感到一場大的社會變革即將到來。
我當時的工作單位是杭州無線電專用設備一廠，它是從1958年大躍進年代由街辦企業發展起來后改為地方國有企業的。企業職工有600余人，主要生產汽配產品和無線電專用設備，分別歸屬機械工業部和電子工業部。1970年，我從杭州五七干校學習結束后被分配到該廠，先在科室工作，1972年起擔任副廠長，分管企業生產經營，1980年起擔任廠長，主持全面工作。
上世紀70年代，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是按照計劃經濟模式運行的。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法人代表對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應有一定的自主權，可以根據市場變化自行作出安排和調整，但實際上這個自主權當時是沒有的，一切都被上級主管部門管得死死的。
例如企業生產計劃是從中央部下達的，企業生產所需的各種原材料及配套件也是由上面核定后一級級分配下來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中央部委在每年召開的全國訂貨會上統一分配，用戶憑電子工業部的分配單再到企業簽訂合同。按理講，企業要按照市場需求去組織生產，即以銷定產，但那時卻被顛倒過來。
記得有一年快到年末，市政府有關部門預測全年要實現超百億產值目標尚有缺口，于是就給每家企業下達指令性增產計劃，要求確保完成。至于增產的產品能否在市場上銷得出去，就無人過問了。難怪當時有人諷刺地說：“這不叫計劃，這是滑稽。”
再如企業的勞動用工、財務管理也是如此，權力集中在上級主管部門。如果企業因生產發展要求增加用工，就要層層報批，企業用工要有勞動指標，包括臨時工也是如此，沒有勞動用工指標是不能進人的。甚至連生產加班權也沒有，因為加班要發加班工資，工資額度控制在上級主管部門。那時候，我們無奈地只能天天跑上級部門，同他們“磨嘴皮子”。今天派科長去說，不行的話，明天副廠長去，再不行廠長親自出馬。許多精力都消耗在這個方面，企業感到有苦說不出。
我們廠建廠初期，是名副其實的“弄堂小廠”，生產、生活條件簡陋。但是，隨著生產規模擴大，職工人數增加，場地矛盾越來越突出，要解決這些問題企業是無能為力的。在計劃經濟年代里，連工廠廁所浴室改造、食堂托兒所擴建，都是無權自主的。大的基建項目更不用說了，要經過層層審批，直至中央有關部門立項撥款。為此，我們經常跑“部”前進，爭取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一個項目從啟動到具體落實至少要兩年時間，極不容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先從農村開始。安徽小崗村農民沖破阻力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基礎上，發展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了成功，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在農村改革形勢推動下，城市開始在國有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得太死，現在決定下放一部分權力，讓地方和企業有一定的經營自主權，目的是調動積極性，搞活經濟。我長期在國有企業工作，對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企業的手腳，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深有體會，認識到這不是哪一級部門哪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體制的弊端，必須進行改革。
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實行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方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雙軌制”。工廠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國家計劃供應一部分，企業自己從市場上調劑一部分。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除國家計劃分配的一部分外，企業可以自己在市場上銷售一部分，給企業松了綁。通過擴權試點，企業開始有了部分生產計劃權、物資采購權、產品銷售權、資金使用權、勞動用工權等，初步改變了企業只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不問市場需求的情況，也改變了企業長期以來充當上級部門的算盤珠，由上面撥來撥去處于無權的狀態。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國家又推出了利改稅、廠長負責制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使企業生產經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一些企業開始注重市場調查研究，增強了市場觀念。過去企業單純依賴國家計劃，對市場調查研究較少，現在為積極尋找有發展前景的有利于發揮企業技術和裝備優勢的產品，便需要加強市場調查，了解市場需求信息。經過調研后，我們廠選擇了數控線切割機床作為主產品，這是一種制造模具、科技含量較高、用途廣泛的產品。我廠試制成功后積極搶占發展機遇，把產品做精做大。
數控線切割機床在1980年榮獲電子工業部頒發的國家銀質獎。我們便以此為契機，在全廠職工中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教育，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和為用戶服務的制度，受到廣大用戶的歡迎。
為打破長期以來企業內部吃大鍋飯思想，我們又建立起嚴格的生產和工作考核制度，把工作完成的數量、質量、消耗、安全等指標同收入分配掛起勾來，解決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問題，調動了生產積極性，企業經濟效益有了明顯提高。
企業有了人事管理權后，我廠就想方設法積極引進企業急需的科技和經營管理專業人才。我們深知市場激烈競爭的背后是人才的競爭，沒有專業人才，產品要上檔次、企業管理要上水平便是空話。那時，我經常跑組織部、人事局爭取他們的支持。
我在企業工作的15年間，正趕上我國改革開放、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那個時代。我深切地體會到企業必須改革，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是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關鍵是要解放思想，堅定信念，勇于實踐、勇于開拓，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話：摸著石子過河，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同時，又體會到企業經過改革后，自主權擴大了，但是作為企業的法人代表，身上肩負的責任卻更重了。再沒有什么可以依靠或依賴的，全靠自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去學會游泳，在激烈的競爭中積累經驗，勇于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正確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調動群眾積極性、創造性，這樣才能讓企業不斷煥發青春。
（作者系民建六屆省委會名譽主委，全文刊登于《聯誼報》2010年9月28日D版）
我當時的工作單位是杭州無線電專用設備一廠，它是從1958年大躍進年代由街辦企業發展起來后改為地方國有企業的。企業職工有600余人，主要生產汽配產品和無線電專用設備，分別歸屬機械工業部和電子工業部。1970年，我從杭州五七干校學習結束后被分配到該廠，先在科室工作，1972年起擔任副廠長，分管企業生產經營，1980年起擔任廠長，主持全面工作。
上世紀70年代，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是按照計劃經濟模式運行的。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法人代表對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應有一定的自主權，可以根據市場變化自行作出安排和調整，但實際上這個自主權當時是沒有的，一切都被上級主管部門管得死死的。
例如企業生產計劃是從中央部下達的，企業生產所需的各種原材料及配套件也是由上面核定后一級級分配下來的。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中央部委在每年召開的全國訂貨會上統一分配，用戶憑電子工業部的分配單再到企業簽訂合同。按理講，企業要按照市場需求去組織生產，即以銷定產，但那時卻被顛倒過來。
記得有一年快到年末，市政府有關部門預測全年要實現超百億產值目標尚有缺口，于是就給每家企業下達指令性增產計劃，要求確保完成。至于增產的產品能否在市場上銷得出去，就無人過問了。難怪當時有人諷刺地說：“這不叫計劃，這是滑稽。”
再如企業的勞動用工、財務管理也是如此，權力集中在上級主管部門。如果企業因生產發展要求增加用工，就要層層報批，企業用工要有勞動指標，包括臨時工也是如此，沒有勞動用工指標是不能進人的。甚至連生產加班權也沒有，因為加班要發加班工資，工資額度控制在上級主管部門。那時候，我們無奈地只能天天跑上級部門，同他們“磨嘴皮子”。今天派科長去說，不行的話，明天副廠長去，再不行廠長親自出馬。許多精力都消耗在這個方面，企業感到有苦說不出。
我們廠建廠初期，是名副其實的“弄堂小廠”，生產、生活條件簡陋。但是，隨著生產規模擴大，職工人數增加，場地矛盾越來越突出，要解決這些問題企業是無能為力的。在計劃經濟年代里，連工廠廁所浴室改造、食堂托兒所擴建，都是無權自主的。大的基建項目更不用說了，要經過層層審批，直至中央有關部門立項撥款。為此，我們經常跑“部”前進，爭取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一個項目從啟動到具體落實至少要兩年時間，極不容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先從農村開始。安徽小崗村農民沖破阻力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基礎上，發展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了成功，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在農村改革形勢推動下，城市開始在國有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得太死，現在決定下放一部分權力，讓地方和企業有一定的經營自主權，目的是調動積極性，搞活經濟。我長期在國有企業工作，對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企業的手腳，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深有體會，認識到這不是哪一級部門哪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體制的弊端，必須進行改革。
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實行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方針。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雙軌制”。工廠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國家計劃供應一部分，企業自己從市場上調劑一部分。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除國家計劃分配的一部分外，企業可以自己在市場上銷售一部分，給企業松了綁。通過擴權試點，企業開始有了部分生產計劃權、物資采購權、產品銷售權、資金使用權、勞動用工權等，初步改變了企業只按國家指令性計劃生產，不問市場需求的情況，也改變了企業長期以來充當上級部門的算盤珠，由上面撥來撥去處于無權的狀態。
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國家又推出了利改稅、廠長負責制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使企業生產經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一些企業開始注重市場調查研究，增強了市場觀念。過去企業單純依賴國家計劃，對市場調查研究較少，現在為積極尋找有發展前景的有利于發揮企業技術和裝備優勢的產品，便需要加強市場調查，了解市場需求信息。經過調研后，我們廠選擇了數控線切割機床作為主產品，這是一種制造模具、科技含量較高、用途廣泛的產品。我廠試制成功后積極搶占發展機遇，把產品做精做大。
數控線切割機床在1980年榮獲電子工業部頒發的國家銀質獎。我們便以此為契機，在全廠職工中開展全面質量管理教育，建立了一套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和為用戶服務的制度，受到廣大用戶的歡迎。
為打破長期以來企業內部吃大鍋飯思想，我們又建立起嚴格的生產和工作考核制度，把工作完成的數量、質量、消耗、安全等指標同收入分配掛起勾來，解決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問題，調動了生產積極性，企業經濟效益有了明顯提高。
企業有了人事管理權后，我廠就想方設法積極引進企業急需的科技和經營管理專業人才。我們深知市場激烈競爭的背后是人才的競爭，沒有專業人才，產品要上檔次、企業管理要上水平便是空話。那時，我經常跑組織部、人事局爭取他們的支持。
我在企業工作的15年間，正趕上我國改革開放、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那個時代。我深切地體會到企業必須改革，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是改革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關鍵是要解放思想，堅定信念，勇于實踐、勇于開拓，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話：摸著石子過河，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同時，又體會到企業經過改革后，自主權擴大了，但是作為企業的法人代表，身上肩負的責任卻更重了。再沒有什么可以依靠或依賴的，全靠自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去學會游泳，在激烈的競爭中積累經驗，勇于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正確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調動群眾積極性、創造性，這樣才能讓企業不斷煥發青春。
（作者系民建六屆省委會名譽主委，全文刊登于《聯誼報》2010年9月28日D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