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同舟 肝膽相照
——民建與中共幾代領導人親密交往、團結合作的情誼
發布時間：2011-06-14 1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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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煒
今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根據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創建了統一戰線理論，作為克敵制勝三大法寶之一。依靠統一戰線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取得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長期革命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族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崇高的威望，人民信賴它，擁護它，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力量。
民建在民主革命時期，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在反對蔣介石統治集團內戰、獨裁政策的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48年4月30日，民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1949年9月，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民建成為其中的光榮一員。新中國成立后，民建積極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民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與建國前的處境相比，冰火兩重天，形成了鮮明對照。回顧建國前民建參加反帝愛國民主運動，被蔣介石反動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秘密斗爭，行動受特務監視、會所被查抄，黃競武等三烈士英勇犧牲。是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人民戰勝黑暗給國家帶來了光明前途，也是中國共產黨幫助處于極度困難、風雨飄搖之中的民建獲得了新生。民建領導人認識到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深的感激敬仰之心，對新中國建設抱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60多年來，民建與中共幾代領導人始終不渝地保持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真誠合作的關系，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經受住政治風浪的考驗。我結合會史會章的學習，把其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史實記錄下來，旨在學習和繼承我會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尚品質和優良傳統，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做黨的摯友諍友，同心同德，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建議發行建設公債 緩解國家財政困難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黨反動政府從大陸攜帶大量黃金、美鈔逃往臺灣，留下了一副爛攤子，不少工商企業奄奄一息，不法商人乘機投機搗亂，造成物價飛漲，社會秩序混亂，百姓生活艱難。政府為醫治戰爭創傷，需要大量建設資金。但國家財政異常困難，中央人民政府想方設法積極爭取財政狀況的好轉。時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編制委員會主任章乃器，以前曾在國民政府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有豐富的財政知識，非凡的理財經驗，他向周恩來總理建議在全國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后幾期改名為國家建設公債）。他的建議很快被政務院采納。公債在全國發行后，廣大民建會員積極投入這一愛國行動，一些骨干會員不但自己帶頭踴躍認購，還分別擔任地區和行業公債推銷分會負責人，他們不辭辛苦，出色地超額完成了推銷任務。有的會員還在自己認購公債券蓋上“支援建設、永不兌現”印章，充分表達了拳拳愛國之心。
建議將支援軍改為 “中國人民志愿軍”
1950年6月，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并派遣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美國侵略軍越過“三八線”，戰火很快燃燒到鴨綠江邊，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周總理代表我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金日成首相致電我國政府請求援助。當時國內剛結束解放戰爭，經濟十分困難，新解放區土改還未進行，殘留土匪特務還未肅清。軍事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鮮。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進行了認真地協商，向他們反復說明中朝兩國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我們反抗美帝侵略是完全必要和正義的。在統一認識基礎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發表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聯合宣言。
抗美援朝的決策形成后，即著手研究用什么名義出兵的問題。開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研究，想用“支援軍”的名義出兵。黃炎培得知后，特地登門造訪，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有個問題要考慮呀！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不好打啊！”黃炎培接著說：“‘支援軍’，那是派遣出去的，誰派出去支援？是國家嗎？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宣戰？”毛澤東明白了黃炎培的意思，說“很有道理”。立即從筆筒拿起一支鉛筆，將“支援”兩字劃去，改為“志愿”兩個字。并說：“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之間宣戰，我們是人民志愿的嘛，這是民間的事兒，是人民志愿軍幫助朝鮮人民。”毛澤東接受了黃炎培的意見，為赴朝部隊定了名。
廣大民建會員響應聯合宣言號召，踴躍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和簽名運動，參加慰問志愿軍傷病員活動和捐獻飛機大炮。接受了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
贊揚民建運用 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1956年11月，民建召開一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是討論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問題，即是否存在兩面性，是否還需繼續改造問題展開了大討論，會議采取擺事實、講道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后，十分高興。12月4日，在給黃炎培的復信中，欣喜地說：“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他還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人民內部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毛澤東稱贊民建會議開得好，也為民建加強自身建設指明了方向。
建議摘掉資本家帽子 重視人才使用
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聯老同志。鄧小平首先提出，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建議，我們很高興，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胡厥文發言說，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的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補充說，原工商業者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大有人力可挖。榮毅仁提出，吸引外資需要有一部門，避免多頭對外。古耕虞談到，只有明確建國以來的統戰政策是正確的，才能解決心有余悸的問題。他建議摘掉資本家的帽子，并遞交了書面建議。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
同年6月，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宣布：“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移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了13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民主黨派“現在他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鄧小平的講話，廣大民建、工商聯成員聞訊后無不歡欣鼓舞、拍手叫好。他們在“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指引下，積極開展了以工商專業培訓和經濟技術咨詢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服務活動，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根據鄧小平“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的指示，國務院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榮毅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成立了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王光英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這些機構是我國對外聯絡重要窗口，為擴大開放，引進資金、人才、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對榮毅仁說：“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 為國家建設作貢獻
粉碎“四人幫”后，年過八旬的胡厥文勁頭更足了。正當他在集中精力思索怎樣貫徹落實中央和鄧小平指示時，醫生告訴他，經檢查確診胃部有癌變。當時厥老的心情是“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他抓緊時間一邊治療，一邊工作，就在得知身患癌癥的一周內，他便約請來京開會的上海、江蘇民建工商聯部分同志座談，指出“現在是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做貢獻的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勉勵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拿出來。”厥老發自肺腑之言給與會同志莫大的鞭策。
厥老做了手術后，1981年9月，他利用去南方休假機會，專程到江蘇常州市考察工業發展情況，考察結束后，他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同志寫了關于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很快得到胡耀邦的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的工業入手，提出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這個批示胡厥文最早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節目中聽到的，他深有感慨地說，現在中央領導同志雷厲風行，國家前途無量！
建議把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也是民建一切活動的根本準則，民建領導一貫重視民主法制建設。1993年1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要討論憲法修改問題，孫起孟邀請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問題舉行座談，隨后民建中央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2月，中共中央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于修改國家憲法的建議案》，得知沒有涉及多黨合作問題，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人大常委會議上發言。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萬里委員長聽后說：“李崇淮的建議很好，憲法上應該增加這個內容。可以把他的意見轉喬石同志（修改憲法小組組長）閱。”3月，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建議，要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進憲法”。同月，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的民主協商會上，孫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民建的建議得到中共中央采納，并寫入了中共中央提交全國人大的建議案。3月18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憲法序言上寫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將這一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2006年1月，在新春佳節到來之際，溫家寶專程去醫院看望孫起孟，對孫起孟說：“你對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有功勞的。”
保持經濟界特色 是民建發揮參政黨作用的優勢所在
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和多黨合作事業。2002年12月，胡錦濤、賈慶林等中央領導同志走訪民建中央機關，看望機關工作人員，并和民建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座談。胡錦濤在座談時說：“民建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長期以來，民建和我們黨團結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胡錦濤強調：“民建人才濟濟，具有自己的優勢，希望民建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更廣泛地凝聚廣大成員的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就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深入調研、獻計出力，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貢獻。”胡錦濤的講話使民建倍受鼓舞。這些年來，民建在履行參政黨職能中，一直重視發揮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不斷完善參政議政工作機制，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優勢的領域。如2006年年初，我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管好用好巨額外匯儲備事關我國經濟發展的全局。同年2月，胡錦濤在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提出請成思危就外匯儲備問題進行研究。民建中央在深入調研后形成了《對管好用好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建議》，提交中共中央。胡錦濤、溫家寶分別對建議作了批示。又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資企業采取優惠于內資企業的“雙軌制”稅收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民建中央在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盡快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的建議》被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列為“一號提案”，其建議被國務院采納。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災害，民建強調要舉全會之力支援災區及災后重建工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陳昌智、張榕明聯名提出《關于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的建議》，得到了胡錦濤的批示。2010年3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期間，胡錦濤參加民建、工商聯界委員的聯組討論，對民建參政議政工作給予充分肯定。指出：“過去的一年里，民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認真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重大問題的協商，重點在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加強境外資金流入監管、扶持中小企業走出困境等方面建言獻策，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作者系六屆省委會名譽主委）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根據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創建了統一戰線理論，作為克敵制勝三大法寶之一。依靠統一戰線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取得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在長期革命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族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崇高的威望，人民信賴它，擁護它，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力量。
民建在民主革命時期，同中國共產黨一道，在反對蔣介石統治集團內戰、獨裁政策的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1948年4月30日，民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1949年9月，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民建成為其中的光榮一員。新中國成立后，民建積極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民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與建國前的處境相比，冰火兩重天，形成了鮮明對照。回顧建國前民建參加反帝愛國民主運動，被蔣介石反動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秘密斗爭，行動受特務監視、會所被查抄，黃競武等三烈士英勇犧牲。是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人民戰勝黑暗給國家帶來了光明前途，也是中國共產黨幫助處于極度困難、風雨飄搖之中的民建獲得了新生。民建領導人認識到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深深的感激敬仰之心，對新中國建設抱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60多年來，民建與中共幾代領導人始終不渝地保持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真誠合作的關系，共同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經受住政治風浪的考驗。我結合會史會章的學習，把其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史實記錄下來，旨在學習和繼承我會老一輩領導人的高尚品質和優良傳統，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做黨的摯友諍友，同心同德，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建議發行建設公債 緩解國家財政困難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黨反動政府從大陸攜帶大量黃金、美鈔逃往臺灣，留下了一副爛攤子，不少工商企業奄奄一息，不法商人乘機投機搗亂，造成物價飛漲，社會秩序混亂，百姓生活艱難。政府為醫治戰爭創傷，需要大量建設資金。但國家財政異常困難，中央人民政府想方設法積極爭取財政狀況的好轉。時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編制委員會主任章乃器，以前曾在國民政府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有豐富的財政知識，非凡的理財經驗，他向周恩來總理建議在全國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后幾期改名為國家建設公債）。他的建議很快被政務院采納。公債在全國發行后，廣大民建會員積極投入這一愛國行動，一些骨干會員不但自己帶頭踴躍認購，還分別擔任地區和行業公債推銷分會負責人，他們不辭辛苦，出色地超額完成了推銷任務。有的會員還在自己認購公債券蓋上“支援建設、永不兌現”印章，充分表達了拳拳愛國之心。
建議將支援軍改為 “中國人民志愿軍”
1950年6月，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并派遣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美國侵略軍越過“三八線”，戰火很快燃燒到鴨綠江邊，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周總理代表我國政府發表嚴正聲明。金日成首相致電我國政府請求援助。當時國內剛結束解放戰爭，經濟十分困難，新解放區土改還未進行，殘留土匪特務還未肅清。軍事裝備遠遠落后于美軍。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要不要出兵支援朝鮮。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進行了認真地協商，向他們反復說明中朝兩國是唇齒之邦，唇亡則齒寒。我們反抗美帝侵略是完全必要和正義的。在統一認識基礎上，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發表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聯合宣言。
抗美援朝的決策形成后，即著手研究用什么名義出兵的問題。開始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研究，想用“支援軍”的名義出兵。黃炎培得知后，特地登門造訪，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有個問題要考慮呀！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不好打啊！”黃炎培接著說：“‘支援軍’，那是派遣出去的，誰派出去支援？是國家嗎？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宣戰？”毛澤東明白了黃炎培的意思，說“很有道理”。立即從筆筒拿起一支鉛筆，將“支援”兩字劃去，改為“志愿”兩個字。并說：“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之間宣戰，我們是人民志愿的嘛，這是民間的事兒，是人民志愿軍幫助朝鮮人民。”毛澤東接受了黃炎培的意見，為赴朝部隊定了名。
廣大民建會員響應聯合宣言號召，踴躍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示威大游行和簽名運動，參加慰問志愿軍傷病員活動和捐獻飛機大炮。接受了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
贊揚民建運用 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1956年11月，民建召開一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是討論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問題，即是否存在兩面性，是否還需繼續改造問題展開了大討論，會議采取擺事實、講道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方法，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后，十分高興。12月4日，在給黃炎培的復信中，欣喜地說：“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他還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人民內部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毛澤東稱贊民建會議開得好，也為民建加強自身建設指明了方向。
建議摘掉資本家帽子 重視人才使用
1979年1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約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建工商聯老同志。鄧小平首先提出，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建議，我們很高興，今天就談談這個問題。胡厥文發言說，原工商業者的技術專長不能發揮，統戰部的投降主義帽子沒有摘掉，這些問題不解決，工商界心有余悸。胡子昂補充說，原工商業者在技術管理專長方面大有人力可挖。榮毅仁提出，吸引外資需要有一部門，避免多頭對外。古耕虞談到，只有明確建國以來的統戰政策是正確的，才能解決心有余悸的問題。他建議摘掉資本家的帽子，并遞交了書面建議。鄧小平認真聽取了“五老”的意見，提出“要落實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
同年6月，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開幕詞中宣布：“我國的資本家階級原來占有的生產資料早已轉移到國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了13年之久，他們中有勞動能力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民主黨派“現在他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鄧小平的講話，廣大民建、工商聯成員聞訊后無不歡欣鼓舞、拍手叫好。他們在“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指引下，積極開展了以工商專業培訓和經濟技術咨詢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服務活動，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根據鄧小平“錢要用起來，人也要用起來”的指示，國務院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榮毅仁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成立了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王光英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這些機構是我國對外聯絡重要窗口，為擴大開放，引進資金、人才、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對榮毅仁說：“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要把吃奶的力氣用出來 為國家建設作貢獻
粉碎“四人幫”后，年過八旬的胡厥文勁頭更足了。正當他在集中精力思索怎樣貫徹落實中央和鄧小平指示時，醫生告訴他，經檢查確診胃部有癌變。當時厥老的心情是“報國之日苦短，報國之心倍切”，他抓緊時間一邊治療，一邊工作，就在得知身患癌癥的一周內，他便約請來京開會的上海、江蘇民建工商聯部分同志座談，指出“現在是工商界為國家經濟建設積極做貢獻的千載難逢的黃金時代，勉勵大家要把吃奶的力氣拿出來。”厥老發自肺腑之言給與會同志莫大的鞭策。
厥老做了手術后，1981年9月，他利用去南方休假機會，專程到江蘇常州市考察工業發展情況，考察結束后，他給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同志寫了關于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很快得到胡耀邦的批示：“厥老從考察常州市的工業入手，提出發展工業的一些好意見，指出了我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厥老是黨外人士，年近九十，關心國家興旺發達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們重視。”這個批示胡厥文最早是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節目中聽到的，他深有感慨地說，現在中央領導同志雷厲風行，國家前途無量！
建議把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也是民建一切活動的根本準則，民建領導一貫重視民主法制建設。1993年1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要討論憲法修改問題，孫起孟邀請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問題舉行座談，隨后民建中央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2月，中共中央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關于修改國家憲法的建議案》，得知沒有涉及多黨合作問題，民建中央委托李崇淮在人大常委會議上發言。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萬里委員長聽后說：“李崇淮的建議很好，憲法上應該增加這個內容。可以把他的意見轉喬石同志（修改憲法小組組長）閱。”3月，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建議，要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進憲法”。同月，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的民主協商會上，孫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民建的建議得到中共中央采納，并寫入了中共中央提交全國人大的建議案。3月18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在憲法序言上寫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將這一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2006年1月，在新春佳節到來之際，溫家寶專程去醫院看望孫起孟，對孫起孟說：“你對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有功勞的。”
保持經濟界特色 是民建發揮參政黨作用的優勢所在
中共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和多黨合作事業。2002年12月，胡錦濤、賈慶林等中央領導同志走訪民建中央機關，看望機關工作人員，并和民建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座談。胡錦濤在座談時說：“民建具有愛國、革命的光榮歷史，是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長期以來，民建和我們黨團結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胡錦濤強調：“民建人才濟濟，具有自己的優勢，希望民建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六大精神，更廣泛地凝聚廣大成員的智慧和力量，進一步就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深入調研、獻計出力，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作出貢獻。”胡錦濤的講話使民建倍受鼓舞。這些年來，民建在履行參政黨職能中，一直重視發揮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不斷完善參政議政工作機制，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優勢的領域。如2006年年初，我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管好用好巨額外匯儲備事關我國經濟發展的全局。同年2月，胡錦濤在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提出請成思危就外匯儲備問題進行研究。民建中央在深入調研后形成了《對管好用好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建議》，提交中共中央。胡錦濤、溫家寶分別對建議作了批示。又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對外資企業采取優惠于內資企業的“雙軌制”稅收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民建中央在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盡快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的建議》被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列為“一號提案”，其建議被國務院采納。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災害，民建強調要舉全會之力支援災區及災后重建工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陳昌智、張榕明聯名提出《關于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的建議》，得到了胡錦濤的批示。2010年3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期間，胡錦濤參加民建、工商聯界委員的聯組討論，對民建參政議政工作給予充分肯定。指出：“過去的一年里，民建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友黨認真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重大問題的協商，重點在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加強境外資金流入監管、扶持中小企業走出困境等方面建言獻策，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作者系六屆省委會名譽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