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對資改造工作回顧
發布時間：2012-02-09 13: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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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煒
1950年8月，我參加杭州市工商聯工作，1952年9月調至民建杭州市委會，先后任工商研究處（后更名為工商輔導處）干事、宣傳處副處長。當時民建會主要任務是聯系工商業者會員及其有聯系的知識分子會員，協助黨和政府做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把工商業者會員培養教育成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對資改造中發揮帶頭、橋梁、模范作用。我有幸親身經歷這一偉大變革的過程。這是一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充滿著矛盾和斗爭，其改革成功與否，關系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和國家政權的鞏固。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1952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之“一化三改造”。
中國共產黨依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它既有發展資本主義強烈愿望的一面，又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可能性的一面，因而不采取有的國家政治上剝奪（權利）、經濟上沒收（資本）的做法，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采取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逐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最終達到消滅剝削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目的。在企業改造同時，實行對人的思想改造，通過不斷地學習和勞動實踐，轉變立場、觀點，把工商業者由原來的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項光榮又艱巨的歷史任務。
國家對資改造工作是有計劃、有步驟展開的。
首先是確立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壯大國營經濟實力。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沒收官僚資本，并將它改造成為國營經濟，但總的來講，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小，實力不強。迅速壯大國營經濟力量是一項重要任務。國家相繼成立了一大批國營公司，迅速掌控了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以保證市場供給，平抑物價上漲，打擊不法商人投機倒把、擾亂破壞市場秩序行為、促進私營工商業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步是整頓改造私營工商業，并把它們逐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國家資本主義具體形式有：
初、中級的：初級形式就是經銷代銷，中級的就是加工訂貨。
對私營批發商的改造主要是轉業，轉為零售和服務業。
高級形式就是公私合營。因為初中級形式都沒有涉及企業所有制問題。私方人員在企業仍然掌握人、財、物三權，企業的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矛盾依然存在，勞資關系和公私關系緊張，束縛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因此必須實行公私合營，轉變企業所有制的性質。
公私合營先是采取“摘蘋果”方式，即對企業生產規模大的、在省內外有較大影響的、條件成熟的企業先實行公私合營，猶如蘋果成熟一個采摘一個。杭州市先期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有民生藥廠、杭州第一紗廠、長安紗廠、六一織造廠、都錦生絲織廠等一批，以此樹立榜樣，通過先期實行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人員現身說法，解除其他人員對公私合營的疑慮和恐懼。待條件成熟時，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有人形象地稱之為“采葡萄”。
在公私合營過程中要處理好幾個問題：一是清產核資問題。這個問題涉及面廣，較為復雜，是公私雙方爭議焦點。政府制定了“公平合理、實事求是”原則和“從寬從了”方針，得到了妥善的處理。二是人事安排問題。政府根據“量才錄用、適當照顧”原則，對私方人員進行了安排，對有業務專長、表現好的安排為企業副廠長、副經理（個別的安排為專業公司副經理），一般的安排為科室或車間業務人員。三是定息問題。根據清產核資核定的資金數，每年國家要向私方人員支付定息。定息息率問題，私方人員甚為關心，有“坐三保四望五”的猜測，最后政府宣布“定息五厘、七年不變”，廣大私方人員喜出望外。實際執行情況是七年期滿后，又延長了三年，共計十年。四是合作共事問題。合營初期，公私雙方都有戒備心理，以致出現“相敬如賓、相對無言、相安無事”的尷尬局面。私方人員雖成為“半公家人”，但縮手縮腳，不敢大膽負責。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和學習了陳云副總理“資本家懂經營、會管理、有技術專長的要用起來”的指示后，情況逐漸有所改變。
在這期間，我的工作很忙，有時夜以繼日，星期天也不休息。我負責編發簡報，把民建每次座談會上反映的對政策的意見和建議及時整理，向民建中央和黨委政府部門報送。同時還要聯系幾個基層支部，通過支部活動組織會員學習討論，交流思想，使支部起到了會員的家和學校的作用。
杭州是省會城市，私營工商業比較發達，對資工作做得好壞在全省有影響。當中共中央公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候，剛剛經歷過三反五反運動的工商業者會員驚魂稍定，現在又得知要對資改造，思想震動很大。有些人因對對資改造的方針政策不了解，誤認為要實行共產了，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之間歸了公”，惶惶不可終日。多數人的心情猶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慮不安。民建杭州市委會根據民建中央和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充分發揮聯系工商界的優勢，積極配合黨和政府做好對資改造工作，重點是做好“一代表、二教育”工作。一代表就是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代表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積極向黨和政府反映對資改造工作中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議，二教育就是組織工商業者會員認真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資改造方針政策，進行愛國守法教育。學習毛澤東主席關于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他要求私營工商業者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本家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光明的前途。民建工商聯為此多次舉行報告會、座談會，還舉辦了工商界政治學校，對骨干分子實行輪訓。當時坐落在后市街工商聯大禮堂可容納千人，報告會場場爆滿。民建機關大小會議室，晚上燈火通明，熱鬧非凡。一些骨干會員白天忙完了企業工作和同業公會工作，晚上又趕到民建會參加學習。學習了毛主席講話后大家深受鼓舞，逐步形成了聽、跟、走的共識。
五十年代，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同志作風深入，經常深入到各地宣傳總路線總任務，召開座談會，了解對資改造工作情況。黃炎培、陳叔通、胡厥文、孫曉村、孫起孟等都先后來過杭州。據文件記載，黃炎培曾致信毛澤東主席，表示：“總路線提出后，民建有必要到幾個大城市做一番宣傳工作，我很想在這上邊盡一番力，做進一步的宣傳工作。”黃炎培不顧年事已高，身體力行這樣做了。我清楚記得有一次黃炎培來到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那天，橫河橋一帶站了不少便衣公安，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當黃炎培的車停在飛輪別墅時，唐巽澤主委迎候在門口，進了機關會議室，連喝水的熱水瓶都隨車帶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任老。還有一次陳叔通來杭州，在下榻的大華飯店召開民建工商聯省市領導人座談會。我不是領導人，也通知我參加并在座談會上作匯報。由于我的講話聲音輕，陳叔老聽不清楚，他就從會議主席臺主動走到我的座位旁聽我發言。我當時誠惶誠恐不知所措，心里很緊張。陳叔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我怎么能擔當得起。
民建、工商聯除了做好骨干思想政治工作外，還要做工商界青年工作和工商業者家屬工作。為此，成立了工作委員會，針對一些工商界青年認為自己繼承家業才做了資本家的，很受委屈，感到前途彷徨。民建、工商聯組織他們學習，要求他們認識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只有一心一意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的目的。做好工商業者家屬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往往丈夫思想有些通了，被家人枕邊風一吹又動搖了。民建、工商聯要求家屬會員化阻力為助力，既幫助親人，又解放自己，和親人一道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6年1月，首都傳來了北京工商界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天安門向毛主席報喜的消息，杭州民建工商聯決定向北京學習，在1月17日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全市共有74個行業、5989戶提出申請。經市政府批準公私合營的2533戶，占申請戶數的43.2%，其余3456戶，走合作化道路。全市隆重召開了慶祝大會和舉行大游行活動。
歷時整整七年的對資改造工作，至此基本上完成。而人的思想改造工作則是長期的，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這場巨大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不僅保持了社會穩定，而且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應歸功于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利用社會主義強大的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正確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的結果。鄧小平對此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同時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工商界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是分不開的。
對資改造工作在國際上沒有先例，由于缺乏經驗，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失誤。這主要是改造要求過急、速度過快，工作比較粗糙。如改造面過寬，把本來屬于勞動人民范疇的“三小”（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也當作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改造，挫傷了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對原工商業者的使用上，往往重視資金的利用，而沒有充分發揮他們在企業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方面的積極作用，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了糾正。
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讓我們年輕一代，了解新中國是怎樣走過來的，了解社會主義革命充滿著艱辛、曲折和復雜斗爭，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開拓進取，努力實現美好的未來。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1952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簡稱之“一化三改造”。
中國共產黨依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它既有發展資本主義強烈愿望的一面，又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可能性的一面，因而不采取有的國家政治上剝奪（權利）、經濟上沒收（資本）的做法，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采取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逐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最終達到消滅剝削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目的。在企業改造同時，實行對人的思想改造，通過不斷地學習和勞動實踐，轉變立場、觀點，把工商業者由原來的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一項光榮又艱巨的歷史任務。
國家對資改造工作是有計劃、有步驟展開的。
首先是確立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壯大國營經濟實力。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沒收官僚資本，并將它改造成為國營經濟，但總的來講，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小，實力不強。迅速壯大國營經濟力量是一項重要任務。國家相繼成立了一大批國營公司，迅速掌控了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以保證市場供給，平抑物價上漲，打擊不法商人投機倒把、擾亂破壞市場秩序行為、促進私營工商業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步是整頓改造私營工商業，并把它們逐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國家資本主義具體形式有：
初、中級的：初級形式就是經銷代銷，中級的就是加工訂貨。
對私營批發商的改造主要是轉業，轉為零售和服務業。
高級形式就是公私合營。因為初中級形式都沒有涉及企業所有制問題。私方人員在企業仍然掌握人、財、物三權，企業的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矛盾依然存在，勞資關系和公私關系緊張，束縛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因此必須實行公私合營，轉變企業所有制的性質。
公私合營先是采取“摘蘋果”方式，即對企業生產規模大的、在省內外有較大影響的、條件成熟的企業先實行公私合營，猶如蘋果成熟一個采摘一個。杭州市先期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有民生藥廠、杭州第一紗廠、長安紗廠、六一織造廠、都錦生絲織廠等一批，以此樹立榜樣，通過先期實行公私合營企業的私方人員現身說法，解除其他人員對公私合營的疑慮和恐懼。待條件成熟時，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有人形象地稱之為“采葡萄”。
在公私合營過程中要處理好幾個問題：一是清產核資問題。這個問題涉及面廣，較為復雜，是公私雙方爭議焦點。政府制定了“公平合理、實事求是”原則和“從寬從了”方針，得到了妥善的處理。二是人事安排問題。政府根據“量才錄用、適當照顧”原則，對私方人員進行了安排，對有業務專長、表現好的安排為企業副廠長、副經理（個別的安排為專業公司副經理），一般的安排為科室或車間業務人員。三是定息問題。根據清產核資核定的資金數，每年國家要向私方人員支付定息。定息息率問題，私方人員甚為關心，有“坐三保四望五”的猜測，最后政府宣布“定息五厘、七年不變”，廣大私方人員喜出望外。實際執行情況是七年期滿后，又延長了三年，共計十年。四是合作共事問題。合營初期，公私雙方都有戒備心理，以致出現“相敬如賓、相對無言、相安無事”的尷尬局面。私方人員雖成為“半公家人”，但縮手縮腳，不敢大膽負責。經過一段時間磨合和學習了陳云副總理“資本家懂經營、會管理、有技術專長的要用起來”的指示后，情況逐漸有所改變。
在這期間，我的工作很忙，有時夜以繼日，星期天也不休息。我負責編發簡報，把民建每次座談會上反映的對政策的意見和建議及時整理，向民建中央和黨委政府部門報送。同時還要聯系幾個基層支部，通過支部活動組織會員學習討論，交流思想，使支部起到了會員的家和學校的作用。
杭州是省會城市，私營工商業比較發達，對資工作做得好壞在全省有影響。當中共中央公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候，剛剛經歷過三反五反運動的工商業者會員驚魂稍定，現在又得知要對資改造，思想震動很大。有些人因對對資改造的方針政策不了解，誤認為要實行共產了，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之間歸了公”，惶惶不可終日。多數人的心情猶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焦慮不安。民建杭州市委會根據民建中央和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充分發揮聯系工商界的優勢，積極配合黨和政府做好對資改造工作，重點是做好“一代表、二教育”工作。一代表就是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代表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積極向黨和政府反映對資改造工作中有關問題的意見和建議，二教育就是組織工商業者會員認真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資改造方針政策，進行愛國守法教育。學習毛澤東主席關于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他要求私營工商業者認識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掌握自己的命運，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本家只有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光明的前途。民建工商聯為此多次舉行報告會、座談會，還舉辦了工商界政治學校，對骨干分子實行輪訓。當時坐落在后市街工商聯大禮堂可容納千人，報告會場場爆滿。民建機關大小會議室，晚上燈火通明，熱鬧非凡。一些骨干會員白天忙完了企業工作和同業公會工作，晚上又趕到民建會參加學習。學習了毛主席講話后大家深受鼓舞，逐步形成了聽、跟、走的共識。
五十年代，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同志作風深入，經常深入到各地宣傳總路線總任務，召開座談會，了解對資改造工作情況。黃炎培、陳叔通、胡厥文、孫曉村、孫起孟等都先后來過杭州。據文件記載，黃炎培曾致信毛澤東主席，表示：“總路線提出后，民建有必要到幾個大城市做一番宣傳工作，我很想在這上邊盡一番力，做進一步的宣傳工作。”黃炎培不顧年事已高，身體力行這樣做了。我清楚記得有一次黃炎培來到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那天，橫河橋一帶站了不少便衣公安，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當黃炎培的車停在飛輪別墅時，唐巽澤主委迎候在門口，進了機關會議室，連喝水的熱水瓶都隨車帶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任老。還有一次陳叔通來杭州，在下榻的大華飯店召開民建工商聯省市領導人座談會。我不是領導人，也通知我參加并在座談會上作匯報。由于我的講話聲音輕，陳叔老聽不清楚，他就從會議主席臺主動走到我的座位旁聽我發言。我當時誠惶誠恐不知所措，心里很緊張。陳叔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我怎么能擔當得起。
民建、工商聯除了做好骨干思想政治工作外，還要做工商界青年工作和工商業者家屬工作。為此，成立了工作委員會，針對一些工商界青年認為自己繼承家業才做了資本家的，很受委屈，感到前途彷徨。民建、工商聯組織他們學習，要求他們認識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只有一心一意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的目的。做好工商業者家屬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往往丈夫思想有些通了，被家人枕邊風一吹又動搖了。民建、工商聯要求家屬會員化阻力為助力，既幫助親人，又解放自己，和親人一道走社會主義道路。
1956年1月，首都傳來了北京工商界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天安門向毛主席報喜的消息，杭州民建工商聯決定向北京學習，在1月17日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全市共有74個行業、5989戶提出申請。經市政府批準公私合營的2533戶，占申請戶數的43.2%，其余3456戶，走合作化道路。全市隆重召開了慶祝大會和舉行大游行活動。
歷時整整七年的對資改造工作，至此基本上完成。而人的思想改造工作則是長期的，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這場巨大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不僅保持了社會穩定，而且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應歸功于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利用社會主義強大的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正確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的結果。鄧小平對此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同時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工商界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是分不開的。
對資改造工作在國際上沒有先例，由于缺乏經驗，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失誤。這主要是改造要求過急、速度過快，工作比較粗糙。如改造面過寬，把本來屬于勞動人民范疇的“三小”（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也當作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改造，挫傷了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對原工商業者的使用上，往往重視資金的利用，而沒有充分發揮他們在企業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方面的積極作用，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了糾正。
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讓我們年輕一代，了解新中國是怎樣走過來的，了解社會主義革命充滿著艱辛、曲折和復雜斗爭，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開拓進取，努力實現美好的未來。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