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孫蘭貞（下）
發布時間：2012-02-09 10: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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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其虹
那些與延安有關的歲月
1949年5月，解放軍二野金華駐地來了一女一男，他們來自諸暨，女子面容清秀，氣質不凡，看上去四十出頭，卻已六十開外。當時部隊正要開拔，但該女子硬是找到了部隊的首長，要部隊將她帶來的這位小青年帶走。這位女子向首長講，她帶來的男青年是她八個子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身邊的一位，其余七位子女至今不知在何方。首長聽后將信將疑。接著女子又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許正是這句話打動了首長。就這樣這位小青年被批準成為了中國人解放軍二野中的一員。小青年參加了攻打解放重慶的戰役，攻入重慶后又接管了北郊機場。
上面講到的這位女子正是我的奶奶孫蘭貞，這位小青年是我父親八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我們稱其為小叔。建國初，小叔第一次回家來見母親（那時奶奶住在我家，杭州法院路光齊里），已經帶著隨從，他告訴母親，說他現在四川江津縣擔任區長之職，區里正在搞民主反霸，打土匪等工作，奶奶聽完小叔的匯報后先是贊許，然后又批評說：“你大哥（指我大伯）的官做得比你大，為什么沒見他也帶隨從。”小叔一時無語，還是父親幫著解圍，父親說：“四川一帶土匪很多，沒有警衛很不安全。”
建國前，奶奶帶著小叔找到二野參軍，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對我們周家來說，奶奶在抗日戰爭期間，將她八個子女中的四位一次送向延安，算是一次大手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久，日寇就入侵到了我的家鄉浙江諸暨。日本飛機天天轟炸，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我的奶奶這時已下定決心，要把身邊的子女全部送到延安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奶奶聯系上一個從長沙來到諸暨搞地下黨工作的同志叫保羅，在保羅同志的陪同下我奶奶親自帶著在身邊的我小姑時年13歲，我的五叔時年14歲，我的四叔時年18歲，來到湖南長沙。我的大伯時年22歲，聞訊后也趕到長沙與他們匯合，去長沙的途中，他們還結識了一個叫葉方的有志青年一起同行。在保羅的陪同下他們一行來到長沙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當時的負責人龍潛同志，辦事處的同志當時覺得他們一行年紀太小不同意，但在奶奶的懇求下，龍潛同志還是給開了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介紹信。由于戰事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行分成三批，保羅同志陪我奶奶回諸暨，我的四叔跟途中結識的葉方先出發，我的大伯、五叔、小姑一行，他們相約在西安見面（這一分別他們與四叔從此再沒見面，建國后四叔犧牲的消息是從葉方同志口中得知，建國后葉方同志先是擔任東北重工業廳廳長，后又調任浙江大學副校長）。在長沙滯留期間，一天大伯意外得到一個消息，十八集團軍在重慶招兵，欣喜之余，大伯帶著小姑、五叔趕往重慶，找到了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可是由于小姑和五叔的年齡太小，又由于離開湖南前介紹信是開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不能接受，大伯幾次向辦事處的同志說明情況都不能得到通融。而他們仍不死心，每天都去辦事處的門口守候，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位辦事處的首長。那是一位面目慈祥和藹可親的首長，大伯抓住機會，拉著弟妹趕緊上前，向這位首長說明情況。我小姑和五叔則大聲重復著奶奶在路上教給的話語“我們要到延安去，我們要見毛主席”，首長笑了，親切地摸了摸我五叔的腦袋，在他的批準下，他們一行才被接受下來。這位首長，后來才得知他就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建國以后，我的大伯以南下第六大隊大隊長兼政委的身份跟隨陳毅進入上海，擔任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首任黨委書記、上海作家協會、美術家協會黨組書記及華東黨校副校長之職。我的小姑和五叔，則分別擔任解放軍159醫院及280醫院的院長之職，五叔不但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參加了建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
五叔作為軍醫院的院長，在抗美援朝前線，親自上去救護傷員，漆黑的夜里，不能開燈，救護車撞上了行進中的火車，其他同志都壯烈犧牲，五叔身負重傷幸存，被朝鮮老鄉救下后轉后方醫院，從此，他的腳就有點跛了。
建國后奶奶的七子女在我家有一次團聚，團聚中得知我的三叔和大姑早于1940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隱藏于由民建浙江省創始人唐巽澤在浙江龍游任縣長時的國民黨縣黨部，建國后他們分別在廣西和嘉興文體系統擔任領導工作，我的父親則成為黨內著名高級知識分子。
我的奶奶為人端莊、深明大義，對于子女放棄家業投身革命起到了教育、支持、引導作用，她一生受到自己六個兒子、二個女兒和全部第三代極深的敬重。她經歷了清末、民初這段最黑暗的年代，也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亂年代，她用她一個舊時代過來的中國婦女的作為，為她的后代找出了一個答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作者系民建杭州市城建二支部會員、中國對外建設總公司浙江公司原常務副總）
1949年5月，解放軍二野金華駐地來了一女一男，他們來自諸暨，女子面容清秀，氣質不凡，看上去四十出頭，卻已六十開外。當時部隊正要開拔，但該女子硬是找到了部隊的首長，要部隊將她帶來的這位小青年帶走。這位女子向首長講，她帶來的男青年是她八個子女中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身邊的一位，其余七位子女至今不知在何方。首長聽后將信將疑。接著女子又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也許正是這句話打動了首長。就這樣這位小青年被批準成為了中國人解放軍二野中的一員。小青年參加了攻打解放重慶的戰役，攻入重慶后又接管了北郊機場。
上面講到的這位女子正是我的奶奶孫蘭貞，這位小青年是我父親八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我們稱其為小叔。建國初，小叔第一次回家來見母親（那時奶奶住在我家，杭州法院路光齊里），已經帶著隨從，他告訴母親，說他現在四川江津縣擔任區長之職，區里正在搞民主反霸，打土匪等工作，奶奶聽完小叔的匯報后先是贊許，然后又批評說：“你大哥（指我大伯）的官做得比你大，為什么沒見他也帶隨從。”小叔一時無語，還是父親幫著解圍，父親說：“四川一帶土匪很多，沒有警衛很不安全。”
建國前，奶奶帶著小叔找到二野參軍，這只是一個小插曲，對我們周家來說，奶奶在抗日戰爭期間，將她八個子女中的四位一次送向延安，算是一次大手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久，日寇就入侵到了我的家鄉浙江諸暨。日本飛機天天轟炸，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我的奶奶這時已下定決心，要把身邊的子女全部送到延安去，交到共產黨的手中。奶奶聯系上一個從長沙來到諸暨搞地下黨工作的同志叫保羅，在保羅同志的陪同下我奶奶親自帶著在身邊的我小姑時年13歲，我的五叔時年14歲，我的四叔時年18歲，來到湖南長沙。我的大伯時年22歲，聞訊后也趕到長沙與他們匯合，去長沙的途中，他們還結識了一個叫葉方的有志青年一起同行。在保羅的陪同下他們一行來到長沙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當時的負責人龍潛同志，辦事處的同志當時覺得他們一行年紀太小不同意，但在奶奶的懇求下，龍潛同志還是給開了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介紹信。由于戰事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他們一行分成三批，保羅同志陪我奶奶回諸暨，我的四叔跟途中結識的葉方先出發，我的大伯、五叔、小姑一行，他們相約在西安見面（這一分別他們與四叔從此再沒見面，建國后四叔犧牲的消息是從葉方同志口中得知，建國后葉方同志先是擔任東北重工業廳廳長，后又調任浙江大學副校長）。在長沙滯留期間，一天大伯意外得到一個消息，十八集團軍在重慶招兵，欣喜之余，大伯帶著小姑、五叔趕往重慶，找到了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可是由于小姑和五叔的年齡太小，又由于離開湖南前介紹信是開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不能接受，大伯幾次向辦事處的同志說明情況都不能得到通融。而他們仍不死心，每天都去辦事處的門口守候，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一位辦事處的首長。那是一位面目慈祥和藹可親的首長，大伯抓住機會，拉著弟妹趕緊上前，向這位首長說明情況。我小姑和五叔則大聲重復著奶奶在路上教給的話語“我們要到延安去，我們要見毛主席”，首長笑了，親切地摸了摸我五叔的腦袋，在他的批準下，他們一行才被接受下來。這位首長，后來才得知他就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建國以后，我的大伯以南下第六大隊大隊長兼政委的身份跟隨陳毅進入上海，擔任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首任黨委書記、上海作家協會、美術家協會黨組書記及華東黨校副校長之職。我的小姑和五叔，則分別擔任解放軍159醫院及280醫院的院長之職，五叔不但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參加了建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
五叔作為軍醫院的院長，在抗美援朝前線，親自上去救護傷員，漆黑的夜里，不能開燈，救護車撞上了行進中的火車，其他同志都壯烈犧牲，五叔身負重傷幸存，被朝鮮老鄉救下后轉后方醫院，從此，他的腳就有點跛了。
建國后奶奶的七子女在我家有一次團聚，團聚中得知我的三叔和大姑早于1940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隱藏于由民建浙江省創始人唐巽澤在浙江龍游任縣長時的國民黨縣黨部，建國后他們分別在廣西和嘉興文體系統擔任領導工作，我的父親則成為黨內著名高級知識分子。
我的奶奶為人端莊、深明大義，對于子女放棄家業投身革命起到了教育、支持、引導作用，她一生受到自己六個兒子、二個女兒和全部第三代極深的敬重。她經歷了清末、民初這段最黑暗的年代，也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亂年代，她用她一個舊時代過來的中國婦女的作為，為她的后代找出了一個答案：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作者系民建杭州市城建二支部會員、中國對外建設總公司浙江公司原常務副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