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化日益加速，個體化特征和趨勢日益清晰，個體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性的困擾。各類主體對社會事務主張訴求多元、糾紛多發、分歧交織，基層治理領域有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如垃圾分類、加裝電梯、老舊小區停車……基層治理問題多、挑戰大，如何化解基層矛盾、有效回應居民需求，是基層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亟需新的應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政治協商是我國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保障和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要手段，有“協商第一前線”之稱。人民政協作為黨委政府聯系各界群眾的橋梁紐帶，在思想溝通、關系協調、矛盾化解、情緒安撫等方面能發揮獨特作用。基層協商民主擁有多元參與和平等尊重的強大優勢，是基層治理的“好幫手”[1]。因此，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是充分發揮政協民主監督職能的務實之舉。
一、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與成效
多地市縣政協聚焦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積極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驗做法，具體實踐和成效如下。
（一）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政協協商制度保障
201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印發《縣（市、區）政協開展“請你來協商”平臺建設工作的指導意見》，在全省推開“請你來協商”平臺建設。嘉興市南湖區政協出臺了《推動政協協商與基層民主協商相銜接與基層社會治理相結合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健全政協黨組成員聯系黨員委員、黨員委員聯系黨外委員工作機制，完善區政協領導聯系指導基層聯絡室工作制度，建立區政協各專委會與聯系界別、基層聯絡室的日常聯系制度[2]。2021年8月13日，浙江省政協結合省委數字化改革決策，作出全面推進“請你來協商·民生議事堂”平臺建設的工作部署，這是浙江省政協深化“請你來協商”向基層延伸的一項工作創新。比如，安吉縣政協自2020年以來，系統構建了“安吉之治·我來協同”工作體系，在浙江省基層政協率先出臺《政協關于參與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 助推縣域治理現代化的實施意見》，號召廣大政協委員、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得到了全國、省、市各級媒體的關注[3]。上海市靜安區政協在推進基層政協工作中，結合各類上位法規和文件，細化出臺各種規章，嘗試給基層政協實踐完善更多符合組織法的規定，包括制定的《政協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優秀提案評選辦法》增加了優秀提案的評選程序，《政協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條例》增加了“社情民意信息聯絡員”的內容，《政協上海市靜安區委員會關于加強和改進委員視察工作的意見》規定更為細致的組織規則，如“認真選好視察題目”等[4]。各地的探索和實踐，為政協協商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建立政協委員街道工作站，健全政協工作網絡
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規定，人民政協地方委員會的設置最低至縣級。隨著我們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基層群眾的利益訴求不斷高漲，這種組織規定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加強街道、社區的基層政治協商顯得尤為重要。建立基層民主協商組織、機構、制度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的重要舉措。一些經濟發達城市，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已經積累相當成熟的街道、社區政協工作經驗和規范總結。浙江杭州，江蘇泰州、蘇州、無錫，廣東廣州、佛山等地，很多地方設立了街道（鄉鎮）政協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政協工委），與當地街道（鄉鎮）黨委、政府共同處理地方所要解決問題[5]。杭州“已在全市一百多個鄉鎮（街道）建立了政協工委，為基層黨委政府、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搭建協商平臺”[6]。北京市政協常委會2020年5月29日審議通過的《政協北京市委員會關于加強委員聯系群眾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市、區兩級政協協同，在有條件的大型居住區和商務樓宇建立委員工作站，開展聯系基層群眾的活動。街道政協委員工作站（室）的授牌設立，對于普通群眾來說，“協商”不僅是有了實體有形的工作機構，而且可以隨時找到人找到點面對面“反映情況”。對于政協委員來說，街道政協委員工作站作為接地氣，察民情，聽民意的前沿一線機構，有利于提高委員與居民的“定點溝通、精準溝通、有效溝通”。更重要是工作站（室）代表組織批準授權授牌，其正規性，權威性，可信性是“虛擬”平臺無可比擬的。毫無疑問，這些探索對于健全政協工作網絡、拓展工作空間、延伸工作觸角、廣集民智，提高履職水平，提升基層民眾對政協的認可度，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發展數字政協，擴展了基層協商的空間
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政協協商提供了更加豐富的信息資源和交流渠道，也為協商民主提供了嶄新的發展驅動力，干群溝通、政企溝通、民眾溝通進入更加自由與開放的階段。各地政協紛紛開啟了網絡信息技術平臺的建設，并做出了多樣化的探索。如北京、浙江、廣東等多地探索“數字政協”機制，很多市縣政協設立了“委員之家”“協商在線”“協商論壇”“網絡議政日”等平臺，運用遠程協商、網絡議政、云端會客廳、線上＋線下協商、掌上會場等多種方式，做了多樣化的實踐探索，實現政協履職數字化、智能化。比如淮安市打造的“碼上議事”平臺，“來自淮安市‘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平臺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底，該平臺累計征集各類議題27073個，組織開展線上線下協商議事活動超14661場次，議題采用率達54.2%，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民生問題9735個，群眾跟帖建議、點贊互動超115萬人次。這個平臺，被群眾譽為‘永不落幕的協商議事室’”[7]。從已有的探索實踐來看，數字政協創新了政治協商的形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政協會議，為人民群眾與政協委員搭建了一個全天候、無障礙的溝通平臺，拓展了協商議政的深度和廣度，提高了委員建言獻策的效率，使得政協委員更快速、便捷地了解社情民意，履職更方便、更接地氣，更好地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的制度優勢。
（四）聚焦基層民眾關切的問題，增強人民獲得感
各地方政協的探索以知民情、解民憂為著力點，重點圍繞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項進行協商，助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事。如廣東江門市政協打造“委員議事廳”協商平臺，充分發揮政協委員主體作用，圍繞幼兒學位、養老床位、公園品位、城區車位等民生領域“四位”問題開展協商議政，得到了群眾的認可[8]。浙江省舟山市圍繞聚焦“三毛祖居景區改造提升項目”的協商，景區終于解決了停車難、停車亂問題；杭州桐廬莪山畬族鄉龍峰村組織村民參與議事，收集整理出“開發畬鄉高山流水宴”“發展紅曲酒產業”等15條建議，助推了龍峰村的發展，等等[9]。市縣政協參與基層治理，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基層工作者的工作負擔。“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是對基層治理中行政任務下達的形象表述。上級政府決策層、職能部門等下達的各種行政任務，最后的承接主體往往就是社區（村）。街道辦事處和社區承擔了黨建、綜治、計生、環保、民政等多條線的工作，也承受了超飽和的職責壓力，加班加點、工作量超負荷成為基層工作人員的常態，因此，他們很難投入精力做協商的相關工作。基層治理有了政協參與，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基層工作人員負擔，讓政協協商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眾。
二、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分析
隨著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有序開展，政協履職在實踐中還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
（一）協商流于形式，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貫徹不夠
少數領導干部對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意義作用缺乏充分的認識和理解，協商民主意識不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淡薄。表現在開展民主協商的過程中，存在隨意性和形式化等問題。有的協商流程倒置，事后的協商代替了決策前的協商，雖然有詳細的協商流程、參與機制等，但并沒有真正將協商落實到位，而是象征性地找來一些居民代表，誰發言、發言多長時間等，都事先做了嚴格規定，并不符合真正的協商理念；一些委員否定政協民主監督的作用，不愿監督、不敢監督，只是表面應付，雖然有相關的數字、照片、案例等記錄，但只是形式上的成效，并沒有真正將政協協商參與社區治理落實到位，而是用管理代治理、把服務當經營，導致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與實際需要相脫節，使得監督的成效大打折扣。
（二）宣傳氛圍不夠濃厚，群眾參與度不高
協商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信息的對稱性。政協委員作為發揮黨和政府聯系市場主體、人民群眾的中介紐帶，需要在信息不對稱或者信息爆炸信息社會里，發揮精準協商、高效協商、有效協商，才能更好履職盡職。但是，群眾對政協委員的認識，存在“只聞其名，不見其人”“只見其人，不聞其聲”的情況，較大的影響了政協委員和政協組織在人民群眾中的功能和作用發揮。而且部分群眾對政協民主監督存在不信任感，談的是簡單表面的問題，導致其真正的訴求難以被及時發現。此外，在很多政協協商參與基層治理中，協商變成政協委員、教授專家等“能人協商”，忽略了群眾參與。政協組織和委員，居民和群眾自治組織雙方相互了解不充分、群眾參與度不高等狀況嚴重制約了政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功能發揮。
（三）忽視線下協商，過分強調數字化協商
網上的政協交流平臺對于熟練使用網絡，有充分網絡資源供給的居民來說固然方便，可是對于相當部分遭遇數字鴻溝的老年居民和對網絡環境比較陌生的居民來說，數字政協就難以發揮作用。然而，恰恰是這些不熟悉網絡的居民，可能是更需要疏導、交流、協商的群體。如果僅有線上的協商，缺少心連心的面談，這樣的協商也就少了為人民服務的溫度。在科技發展的歷程中，技術使人類走向個體化和原子化。要打破這種趨勢，建立人與人之間穩固的情感信任聯結，線下“面對面”的協商更具優勢。居民對政府組織的了解、認可、信賴，很大程度仍然需要從線下常規常設的組織開始。市縣政協協商平臺，如需快速、高效介入居民政治生活，還得發揮“進小區、進園區、進廠區”的工作方法，深入居民生產、生活的神經末梢，授牌設立線下分站，讓居民對政協有充分認識、了解和接納。
三、推進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對策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強調指出：“人民政協要適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這對新時期政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轉換，而是基于我國社會轉型發生重大變化的戰略抉擇，其根本是要實現執政治國方式的轉變，即從強調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轉變為上下互動、國家與市場及社會組織相結合的“治理模式”。推進市縣政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已是必然普遍趨勢。
（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體現市縣政協履職的溫度
政協參與基層治理的全過程都要真正能夠表達各協商主體意見，不管是反對者，還是支持者都能充分表達各自的真實意見。不做文件上、報告中、掛在墻上的面子工程，而做有實踐、有實效的政協履職工作。多站在群眾立場、運用群眾思維、熟悉群眾習慣、深挖群眾需求痛點、激發群眾智慧和創造力。比如在基層政協可吸收社區組織及社會平臺公司的參與，開發直接解決基層堵點的服務場景，把市縣的統籌設計與基層的典型問題結合考慮。同時正確處理數字治理與傳統治理機制的關系。比如，信息技術的使用可能形成數字鴻溝，加固社會分層，特別是那些不能熟練運用新技術的中老年群體，極易在數字治理的效率圖景中被邊緣化。因此，政協參與基層治理必須堅持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切實解決人民群眾的難點痛點，體現政協履職的溫度。
（二）做好議題規劃，形成議題標準和制度
協商的成本越來越高，議題要與基層治理密切相關。可以以信訪局12345平臺、政法委基層治理平臺、城市大腦一網統管事件庫為數源基礎，提取積累的高頻事、無主事、疑難事，分析原因設置議題，精準細分事源街道、社區位置屬性，有的放矢，針對性，分類分級選取各街道群眾最關心的，涉及生活、工作、生態環境的大事難事，真正解決群眾煩心事、苦惱事、急難事。那些很小的事，可以直接由物業（或居委會）去做了，沒必要全部都要商量。同時通過大數據關聯規律，發現事件表面無從覺察的隱患，把矛盾糾紛化解于萌芽中，提高議事平臺的權威性、前瞻性。
（三）分類推進，緊扣共同富裕建設方案
“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目標，也是中央賦予浙江當下的使命和發展第一要務。市縣政協參與基層治理需要緊扣“共同富裕”這一主題，特別是針對社區公共服務這一重要民生問題，依據省市共同富裕建設方案，特別是印發的共同富裕公共服務的各項量化指標，逐項“議事”。比如在社區養老、托幼、康養、公共文化、體育等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上，結合國家相關文件精神，梳理量化本地財力、社區專業服務人士的儲備及市場化供給力量等“可供給因素”，“合議”出具有屬地特色、屬地實效、屬地獲得感的落地方案，依托市縣政協率先探索出一條具有浙江特色、高效公平的社區“共同富裕”落地細則方案。
（四）規范協商流程，推動成果轉化
進一步規范選題、調研、協商、成果報送和轉化問效等環節。為防止一些協商成果“止于建議”，難以解決實際問題。有必要圍繞基層治理中的大事難事，建立一事一議協商議事機制，實施跟蹤監督、反饋協商結果，做到群眾有所需、議事有靶向、反饋有效果。建立跟蹤問效工作機制、合理確定督辦時限，明確質量標準和階段性目標，明確辦理相關責任部門和責任人，常態化跟蹤督辦，積極開展協商成果回訪，及時向群眾反饋辦理情況，推動社會治理從協商向落地轉化，做到件件有落實。
（五）完善工作機制，推廣政協委員工作站（室）和聯絡點
在街道設立政協委員工作站（室）、在社區居委會設立政協委員聯絡點，甚至可以突破提案辦理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雙周協商座談、專題協商等傳統協商履職手段。對于普通群眾來說，“協商”不僅是有了實體有形的工作機構，而且可以隨時找到人找到點面對面“反映情況”；對于政協委員來說，街道政協委員工作站作為接地氣，察民情，聽民意的前沿一線機構，有利于提高委員與居民的“定點溝通、精準溝通、有效溝通”。更重要是工作站（室）代表組織批準授權授牌，其正規性，權威性，可信性是“虛擬”平臺無可比擬的。
總之，政協協商參與基層治理的內涵非常豐富，目標也非常清晰。落實縣市政協參與基層治理，構建“黨委領導、政協搭臺、服務群眾、各方保障”協商的機制，健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解決政府服務民眾的“最后一公里”上發揮更積極的建設性作用，既需要經驗，也需要專業，更需要智慧。經驗、專業和智慧的組合，就可以打造出一支堅強的市縣政協參與社區治理的隊伍，使基層社會成為執政體系的基石。
（本文獲2022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