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徐壽松同志學習熱心辦學、無私奉獻精神
發布時間：2016-01-11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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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一個前半輩子致力于“實業救國”、為民族工業振興發展服務，后半輩子熱心社會力量辦學，為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辛勤付出的百歲老人徐壽松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5年12月31日凌晨2時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99歲。省市民建領導吳國華、郭吉豐、蔣福弟、錢碧琴、郭清曄和我，以及各界代表和生前好友參加了追悼會，向他作最后的告別。民建省委會主委陳小平送了花圈。
徐老1917年出生于浙江紹興縣。1950年民建在杭州籌建組織時就加入了民建會，是老會員。建國前，他就讀上海滬江大學物理系，畢業后進入他父親投資的由六位浙江籍留法勤工儉學同學共同創辦的“六一織造廠”工作。在舊中國，民族工商業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內受官僚資本擠壓，生存艱難。六一廠先在上海市閘北區開辦，由于資金短缺，產品積壓，遷至杭州中山中路弼教坊經營，勉力維持至解放。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大力扶持下，給予加工訂貨和銀行貸款，企業獲得了新生，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成為我省一家具有相當規模和品牌影響的現代化針織內衣廠。企業主要創辦人胡海秋，是杭州市工商界代表性人士，建國以后先后擔任杭州市工商聯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會副主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長，以及其他兼職，成為社會活動家，公務繁忙，他無暇顧及企業工作，就全權委托擔任經理的徐壽松和擔任協理的金絳年具體負責。這兩位都是民建會員，他們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年輕有為，依靠他們勤奮踏實工作，把企業生產經營搞得井井有條，人們稱他倆是胡海秋手下的兩位“白袍小將”。1953年國家頒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胡海秋、徐壽松學習了毛主席“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后，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帶頭提出公私合營申請。六一廠是全市最早實行公私合營企業之一。企業合營后改名為“杭州針織廠”，廠址遷至解放東路原長安紗廠舊址，政府任命徐壽松為廠副經理。徐壽松尊重公方代表，遇事與公方代表協商，合作共事關系融洽，深得公方代表信任，直至徐壽松企業退休后還經常保持聯系。逢春節廠黨委書記、公方經理都要把徐壽松、金絳年邀請去企業吃飯，聽取他們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建議，這已成為常態。
1977年徐壽松退休時，正值“四人幫”粉碎，黨中央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停止階級斗爭為綱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迅速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民建中央及時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徐壽松表示衷心擁護。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協副主席湯元炳目睹社會上不少青年因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他們學業，游蕩在社會上無所事事，心中十分著急，湯老不計個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文革期間，曾因辦學湯老被造反派批斗，污蔑他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毅然提出動員社會力量辦學的建議，得到了省市黨委政府贊同和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但是，社會力量辦學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必須解決存在的許多實際困難：一是無辦學場所。錢江學校積極設法通過租借市區中學的校舍，如開源中學，杭十二中，大關中學等，得到了初步解決。白天中學生上課，晚上將教室租給錢江學校使用；二是無辦學資金。四人幫粉碎后百業待興，政府財力有限無力支助。湯老就動員工商界一些代表性人士詹少文、金志朗、王漱芳、黃瑞琳，自愿拿出文革期間被扣發的工資捐資辦學。湯老還利用他個人聲望，向在港的浙江籍愛國人士做工作，獲得了他們的捐資和一批科研教學設備。三是無辦學師資。就設法向在校的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聘請兼職教師。在開始的時候，由于錢江學校社會上知名度不高，授課報酬又低，有些人不愿來。校方就以“三顧茅廬”精神，多次上門做工作，直至本人受感動而答允。而辦學所需行政人員則從民建會員剛辦理企業退休、身體健康又熱心社會辦學人員中選聘，共有30-40人之多。這樣文革后我省民主黨派第一所民辦業余學校在1979年3月辦起來了，湯老擔任校長，詹少文為副校長。徐壽松是較早加入這支辦學隊伍的，他被安排在教務處工作。1983年起，被任命為錢江業余學校總校副校長。
錢江學校在省、市教委的正確領導下，在省民建工商聯關心支持下，堅持貫徹黨的辦學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基礎、重實用，堅持勤儉節約辦學方針，學校規模得到較快的發展，從最初4個專業12個班400多名學生，逐漸發展為200多個班級9900個學生的一所面授業余學校。總校下設三個分校，徐壽松在湯老和詹少文支持下，放棄了在家退休享清福，挑起了學校工作重擔，他團結依靠辦學的全體同志共同努力，時時處處以身作則，起好表率作用。他愛校勝過愛家，每天包括節假日都要到校里去，處理日常一些事務問題。參加錢江學校辦學人員的報酬是很低的，每月僅僅領取較少的津貼，但是工作量卻很大，因為是業余夜校，除白天要上班外，主要是晚上時間，許多跟班的同志，下午4時到校前，以方便面和面包充饑，為晚上上課做好準備，到最后一節課上完10時左右才能回家吃飯。每周有3-4天是這樣的，大家憑著愛國報國之心為四化建設做貢獻。學校條件簡陋，20幾位同志都擠在一間大辦公室工作。學校沒有工勤人員，教室課桌椅擺放，學生自行車任意停放，要排列整齊，雨天蓋上雨披等都由辦學行政人員包干完成。徐壽松作為校領導還要站在校門口為來校授課老師迎來送往，老師上完課端上一盆熱水洗臉，對年長的老師還要派車接送。熱情周到細致的服務溫暖老師的心，依靠艱苦辦學精神鑄就了錢江精神。省長李豐平和省委書記薛駒為錢江題詞，對錢江學校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綜觀徐老的一生雖然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是在平凡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事跡。他牢記周總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導，努力踐行孫起孟主席倡導的愛國愛黨愛會愛學的“四愛”精神，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熱愛民建組織，緊跟時代前進步伐，勤奮好學之心一刻也未停止過。90多歲高齡每天堅持閱讀報刊，學會電腦上網，關心國家大事，下載他關注的防止污染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重點問題，結合自己體會寫成意見建議，分送有關領導同志。他堅持參加民建老同志學習組，在學習會上積極帶頭發言，思路清晰，不用書面稿紙，一些年輕同志聽后都為之折服。他淡泊名利、謙虛謹慎、作風正派、熱心助人。曾多次被省、市教育系統評為先進,1989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上級頒發給他的獎金，分文不取，全部交給學校行政部門，購置一批雨具供師生上學時借用。從1983年起，連續三屆(五屆、六屆、七屆)擔任浙江省政協委員，他視政協委員是崇高政治責任，認真履行委員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責，更加關心國家大事，做好調查研究工作，重點關注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社會力量辦學方面的意見建議，每年逢省“兩會”召開前夕，聽取大家的意見建議，通過梳理向大會反映提出。我當時在民建杭州市委會工作，聯系民建錢江學校支部，一起參加了這項活動。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常在。我們要向徐老學習勤奮好學、踏實工作，做一個社會有益的人。
徐老1917年出生于浙江紹興縣。1950年民建在杭州籌建組織時就加入了民建會，是老會員。建國前，他就讀上海滬江大學物理系，畢業后進入他父親投資的由六位浙江籍留法勤工儉學同學共同創辦的“六一織造廠”工作。在舊中國，民族工商業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內受官僚資本擠壓，生存艱難。六一廠先在上海市閘北區開辦，由于資金短缺，產品積壓，遷至杭州中山中路弼教坊經營，勉力維持至解放。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大力扶持下，給予加工訂貨和銀行貸款，企業獲得了新生，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成為我省一家具有相當規模和品牌影響的現代化針織內衣廠。企業主要創辦人胡海秋，是杭州市工商界代表性人士，建國以后先后擔任杭州市工商聯副主委、民建杭州市委會副主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副市長，以及其他兼職，成為社會活動家，公務繁忙，他無暇顧及企業工作，就全權委托擔任經理的徐壽松和擔任協理的金絳年具體負責。這兩位都是民建會員，他們剛從大學畢業不久，年輕有為，依靠他們勤奮踏實工作，把企業生產經營搞得井井有條，人們稱他倆是胡海秋手下的兩位“白袍小將”。1953年國家頒布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胡海秋、徐壽松學習了毛主席“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重要講話后，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帶頭提出公私合營申請。六一廠是全市最早實行公私合營企業之一。企業合營后改名為“杭州針織廠”，廠址遷至解放東路原長安紗廠舊址，政府任命徐壽松為廠副經理。徐壽松尊重公方代表，遇事與公方代表協商，合作共事關系融洽，深得公方代表信任，直至徐壽松企業退休后還經常保持聯系。逢春節廠黨委書記、公方經理都要把徐壽松、金絳年邀請去企業吃飯，聽取他們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建議，這已成為常態。
1977年徐壽松退休時，正值“四人幫”粉碎，黨中央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停止階級斗爭為綱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迅速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民建中央及時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徐壽松表示衷心擁護。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省政協副主席湯元炳目睹社會上不少青年因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他們學業，游蕩在社會上無所事事，心中十分著急，湯老不計個人得失，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文革期間，曾因辦學湯老被造反派批斗，污蔑他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毅然提出動員社會力量辦學的建議，得到了省市黨委政府贊同和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但是，社會力量辦學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必須解決存在的許多實際困難：一是無辦學場所。錢江學校積極設法通過租借市區中學的校舍，如開源中學，杭十二中，大關中學等，得到了初步解決。白天中學生上課，晚上將教室租給錢江學校使用；二是無辦學資金。四人幫粉碎后百業待興，政府財力有限無力支助。湯老就動員工商界一些代表性人士詹少文、金志朗、王漱芳、黃瑞琳，自愿拿出文革期間被扣發的工資捐資辦學。湯老還利用他個人聲望，向在港的浙江籍愛國人士做工作，獲得了他們的捐資和一批科研教學設備。三是無辦學師資。就設法向在校的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聘請兼職教師。在開始的時候，由于錢江學校社會上知名度不高，授課報酬又低，有些人不愿來。校方就以“三顧茅廬”精神，多次上門做工作，直至本人受感動而答允。而辦學所需行政人員則從民建會員剛辦理企業退休、身體健康又熱心社會辦學人員中選聘，共有30-40人之多。這樣文革后我省民主黨派第一所民辦業余學校在1979年3月辦起來了，湯老擔任校長，詹少文為副校長。徐壽松是較早加入這支辦學隊伍的，他被安排在教務處工作。1983年起，被任命為錢江業余學校總校副校長。
錢江學校在省、市教委的正確領導下，在省民建工商聯關心支持下，堅持貫徹黨的辦學方針，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把德育放在首位，重基礎、重實用，堅持勤儉節約辦學方針，學校規模得到較快的發展，從最初4個專業12個班400多名學生，逐漸發展為200多個班級9900個學生的一所面授業余學校。總校下設三個分校，徐壽松在湯老和詹少文支持下，放棄了在家退休享清福，挑起了學校工作重擔，他團結依靠辦學的全體同志共同努力，時時處處以身作則，起好表率作用。他愛校勝過愛家，每天包括節假日都要到校里去，處理日常一些事務問題。參加錢江學校辦學人員的報酬是很低的，每月僅僅領取較少的津貼，但是工作量卻很大，因為是業余夜校，除白天要上班外，主要是晚上時間，許多跟班的同志，下午4時到校前，以方便面和面包充饑，為晚上上課做好準備，到最后一節課上完10時左右才能回家吃飯。每周有3-4天是這樣的，大家憑著愛國報國之心為四化建設做貢獻。學校條件簡陋，20幾位同志都擠在一間大辦公室工作。學校沒有工勤人員，教室課桌椅擺放，學生自行車任意停放，要排列整齊，雨天蓋上雨披等都由辦學行政人員包干完成。徐壽松作為校領導還要站在校門口為來校授課老師迎來送往，老師上完課端上一盆熱水洗臉，對年長的老師還要派車接送。熱情周到細致的服務溫暖老師的心，依靠艱苦辦學精神鑄就了錢江精神。省長李豐平和省委書記薛駒為錢江題詞，對錢江學校工作作了充分肯定。
綜觀徐老的一生雖然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是在平凡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事跡。他牢記周總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導，努力踐行孫起孟主席倡導的愛國愛黨愛會愛學的“四愛”精神，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熱愛民建組織，緊跟時代前進步伐，勤奮好學之心一刻也未停止過。90多歲高齡每天堅持閱讀報刊，學會電腦上網，關心國家大事，下載他關注的防止污染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重點問題，結合自己體會寫成意見建議，分送有關領導同志。他堅持參加民建老同志學習組，在學習會上積極帶頭發言，思路清晰，不用書面稿紙，一些年輕同志聽后都為之折服。他淡泊名利、謙虛謹慎、作風正派、熱心助人。曾多次被省、市教育系統評為先進,1989年被國家教委評為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上級頒發給他的獎金，分文不取，全部交給學校行政部門，購置一批雨具供師生上學時借用。從1983年起，連續三屆(五屆、六屆、七屆)擔任浙江省政協委員，他視政協委員是崇高政治責任，認真履行委員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職責，更加關心國家大事，做好調查研究工作，重點關注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社會力量辦學方面的意見建議，每年逢省“兩會”召開前夕，聽取大家的意見建議，通過梳理向大會反映提出。我當時在民建杭州市委會工作，聯系民建錢江學校支部，一起參加了這項活動。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的精神常在。我們要向徐老學習勤奮好學、踏實工作，做一個社會有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