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的政黨制度在新時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與時俱進地進行了現代化構建，有力地展示了其無與倫比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理解這一制度體系的關鍵在于理解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為代表的參政黨等政黨與國家之間的結構關系，以及其關系體系在社會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中國共產黨通過鞏固和發展政黨命運共同體，構建了激活參政黨進步性的現代化政黨運轉模式，以“執政黨先進性”引領了“參政黨進步性”，啟發民建從優勢鞏固、制度提升、技術迭代等方面進行現代化構建。
關鍵詞：政黨；政黨制度；現代化；調適；民建
中共二十大確立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一項重要制度保障。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參政黨，中國民主建國會（以下簡稱民建）歷來以彰顯特色的高質量履職服務于執政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當前面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戰略進入關鍵時期的新使命，如何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現代化運轉模式中保持進步性、體現時代性、鞏固特色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一、中國式現代化時代命題對民建內在發展邏輯的啟示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所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這一時代命題，既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自我革新，也是對西方現代性危機及西方政黨政治的內在超越，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智慧”，為民建的內在發展提供了諸多啟發和寶貴經驗。
（一）只有自我革命的價值觀才能指引民建自身建設不斷發展完善
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強調，要“保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高度自覺，堅持用改革精神和嚴的標準管黨治黨，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不斷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1]中共的自我革命理論和實踐探索，為解決大黨獨有難題提供了系統性、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這對于指引和推進民建的自身建設、發展完善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鑒作用。
（二）只有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進程才能凸顯民建參政黨的重要價值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視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一項重大任務。相較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休眠西方“選舉民主”，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還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不斷地設計和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各個鏈條，并著力引領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各方力量充分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鏈條，從而造就了“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顯著對比，就連曾斷言“歷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認“在以發達民主國家為主的許多國家中，經濟不平等也極度加劇……這幾次危機損害了整個自由民主體系的聲譽。”[2]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遠大格局、深邃視野與謀略智慧。作為中國民主黨派之一的民建，只有充分融入全過程人民民主進程，才能凸顯作為參政黨的重要價值和使命意義。
（三）只有參與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才能激發民建主體活力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其目的包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制的現代化），繼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的現代化），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不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也不是體制藍圖的預設，而是一場完全以問題為導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調適和迭代，其參與的主體不僅有中國共產黨，還包括民主黨派在內的各方力量：一方面，需要有力的政治權威即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來啟動和推進現代化的進程；另一方面，單個政黨的力量有限性決定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力量來共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必要性[3]。這也是民主黨派參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基本邏輯。民建作為中國政黨制度中的一員，以及中國政治體系中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環，理應主動融入也只有主動參與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歷史進程之中，作為一個參政黨主體的活力才能進一步迸發和釋放。
二、構建激活參政黨進步性的現代化政黨運轉模式
相較于西方零和博弈的政黨運轉模式，是以“執政黨數量和競爭輪替執政”來定義政黨制度的西式框架[4]，中國打造了“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新型政黨關系格局，通過有效激活參政黨進步性的現代化政黨運轉模式，杜絕了西方競爭性政黨之間相互傾軋而引發的社會動蕩、政局不穩，最大限度地實現政局穩定和高效發展，有效回應執政使命的價值命題、權力行使的民主命題、制度運行的效能命題，為世界政黨政治貢獻了新的政黨運轉模式，拓展了政黨制度的理論內涵和實踐邊界。
（一）我國政黨制度特質屬性：政黨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是從中國特有的國情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具備解決“中國問題”的現實實踐性，并通過載入憲法的方式鞏固了政黨制度嵌入政治體系所取得的成就[5]，它根植于整個中華民族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對中國共產黨的深深認同。把共同體視角與政黨制度相結合，就可以建立“政黨命運共同體”這一理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新視角。事實上，中國在國際社會呼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在國內政治體系中早就打造了同心共向、攜手并進、堅不可摧的政黨命運共同體。對比西方分裂的政黨格局碎片化地沖擊、撕裂西方政黨之間的合作穩定與共贏關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地維持了中國的政治穩定，構建起了捆綁在一起的政黨命運共同體，這也成為我國政黨制度區別于他國的特質屬性之一。中國的政黨命運共同體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搭建政黨交流合作平臺，標識了中國的新型政黨政治形態，彰顯了中國政黨政治形態建構的獨特方案。政黨也同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主體，政黨命運共同體的穩健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上限，因此，中國政黨命運共同體的實際國情，也成為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可以構建激活包括民建在內的參政黨進步性的現代化運轉模式的有利基礎條件，而置于整個“國家-社會”關系的話語體系之下，可以通過深化政黨命運共同體意識、優化政黨命運共同體運轉、強化政黨命運共同體話語[6]等途徑來提升現代化政黨體系的運轉效率和治理效能。
（二）現代化政黨運轉與效能提升的深層邏輯
1.政黨自身層面：政黨組織調適保障黨派生命周期。外國學者威廉·尼斯比特·錢伯斯在分析美國政黨時，總結現代政黨的特征之一是“旨在通過實踐促進政黨本身的發展。”[7]在現代化的今天，政黨不僅僅是過去被視為的一種利益代表機制，更是全球舞臺上一種具有適應性和自覺性的重要治理主體和治理結構。判斷一個政黨的理論、方針、路線、政策等是真理還是謬誤，其唯一的檢驗標準是實踐，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而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之一。對于進入新時代的中國而言，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和不確定性因素此起彼伏，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發展的大邏輯：國際上，我國的綜合國力已穩居世界前列，中國共產黨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執政考驗；在國內，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黨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觸動的社會深層次矛盾與風險挑戰不斷增多；在政黨內部，不管是執政的共產黨，還是參政的民主黨派，部分成員腐敗墮落、作風變味，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減弱，均需要各政黨順應時代要求，對治理實踐做出調適。“適應性”“自主性”被亨廷頓視為政治制度化的四個維度分析指標之二[8]，不管是世界形勢的風云變幻，還是政黨治理的現實需要，當舊的思維、舊的習慣、舊的理論、舊的方針、舊的政策禁錮和束縛一個政黨發展的時候，必須要發揮主觀能動性，敢動真格、主動調適、自我糾偏，從而通過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升級、更加先進的制度和體系，去破解阻礙政黨完善提升的“中梗阻”，從而永葆政黨的生機和活力，不斷保障和延長政黨的生命周期。
2.國家社會層面：黨際良性合作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國家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制度體系安排，而良性的黨際關系是多黨合作發展的重要基礎，和諧的黨際關系也是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是有效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前提。世界各國的歷史與現實都顯示，政黨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晴雨表，黨際之間良好和諧則社會和諧、國家穩定，黨際之間不和諧則社會矛盾尖銳、國家動蕩不安。相比世界政黨特別是西方政黨政治亂象叢生、黨際之間彼此傾軋，中國的黨際關系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唯一的執政黨，非競爭性的執政條件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的政治發展進程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既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又是平等與合作的關系：一方面，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各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得到了富有成效的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是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即在發展和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充分利用政治協商會議和民主協商等形式，化解黨際矛盾，不斷凝聚社會各群體的合力。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等力量開展民主協商，民主黨派積極參政議政，竭力融入中國式民主進程之中，這一模式為中國的黨際關系良性互動注入了活力，拓展了中國式黨際良性合作的價值內涵和外延，有效地保障了社會關系和諧，進一步提升了國家的整體治理效能。
（三）動力釋放：以“執政黨先進性”引領“參政黨進步性”
1.凸顯中共執政黨先進性的價值理性。黨的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本質要求。縱覽人類歷史長河，任何一個政黨的作用發揮和命運走向，本質上都是與當時那個時代的潮流、規律和進程聯系在一起。一個政黨，能否始終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歸根結底在于能否與時代發展的趨勢與方向相吻合，能否始終走在時代潮流的前列。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其綱領、路線、方針，體現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符合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政黨制度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9]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其肩負的長期執政使命，使得其政黨建設質量與國家進步、社會發展質量緊密聯系在一起。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10]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創新和改進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11]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探索和實踐，具有最突出的先進性這一鮮明特征。而中國政黨制度不同于其它國家政黨政治的鮮明特點之一，還在于執政黨與參政黨的奮斗目標是完全一致的[12]，完全可以通過凸顯“執政黨先進性”來引領“參政黨進步性”，從而放大多黨合作的動能與量級。
2.突出激活參政黨進步性的工具理性。進步性是民主黨派的基本屬性，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優勢所在。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2月6日在與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時指出，“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這是首次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參政黨結合在一起，深刻揭示了兩者的內在關系，為我國的多黨合作理論作出了重大創新和重大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又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礎、政治基礎和奮斗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在政治方向上，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政黨關系上，始終同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通力合作；在目標追求上，始終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也是參政黨的立黨之本以及價值與目標所在。以上都充分構成了中國參政黨的進步性能夠得到有效激活的基礎。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新型政黨制度安排，將執政黨與參政黨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程序化、規范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集中參政黨所代表的各路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避免西方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或是集團利益進行決策和施政而導致的社會撕裂等弊端。此外，我國參政黨通過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參政議政，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參加國家大政方針制定，參與領導人選協商討論，參加國家法律法規以及政策制定、執行等等，涵蓋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深度激發了參政黨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有效激活了參政黨自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進步性。
三、優勢、制度、技術鞏固提升：民建助力國家現代化的體制構建
民建作為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與者之一，是助推國家現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所有參政黨一樣，新時代民建也面臨著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如何做好政治交接，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和捍衛者；二是如何增強履職能力，包括政治把握、參政議政、組織領導、合作共事、解決自身問題等能力。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下，民建當從優勢鞏固、制度提升、技術迭代等方面進行現代化的體制結構重塑與升級，努力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各項目標任務的實現。
（一）聚焦價值功能：放大密切聯系經濟界的參政黨優勢
民建是由愛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及其聯系的知識分子發起建立的政黨[13]，具有密切聯系經濟界的優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民建天然具有的特色屬性和價值功能。民建自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成立大會以來，這79年的風云歲月里，歷經自身政治綱領與時俱進地調適、發展和變革，但是不管怎么變，始終保持密切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優勢，始終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民建履行參政黨職能的重要內容，形成民建密切聯系經濟界的履職特色優勢，切實提高了民建作為參政黨的履職實效，彰顯了民建的特殊貢獻。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新歷史時期，民建要迅速準確把握新時代民建密切聯系經濟界優勢特色的新的歷史方位，在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當下，充分聯系所團結的經濟界人士，包括企業家、經濟專家、經濟理論學者密集等優勢，緊緊圍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認真履行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以及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基本職能，充分利用“中國非公經濟發展論壇”“風險投資論壇”等知名論壇品牌，緊密聯系民建所團結的各類型大中小企業、經濟界人士，認真調研，主動獻策，積極提出具有前瞻性、建設性、可操作性的意見與建議，形成以經濟建設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心履職的特色優勢領域，為高質量助推經濟社會進步、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做出民建自己實實在在的貢獻。
（二）羈束性制度表達：全面從嚴治會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是通過設置黨內法規等自主行為來完成自我約束的羈束性活動。在法律術語中，羈束性行政行為是指行為的范圍、方式、程序、手段等由法律詳細、明確、具體地規定，行政主體必須嚴格依法實施的行為。“羈束性”遷移到民建組織制度中來，也即民建“全面從嚴治會”，借鑒中共全面從嚴治黨的經驗，通過以刀口向內的自我革命的形式來突顯民建自身以及作為參政黨質量的重要價值。諸如前文論述的以執政黨的先進性引領參政黨的進步性，以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的先進性引領民建“全面從嚴治會”的進步性，是民建自身發展和不斷進步的內生動力和內在要求。在“全面從嚴治會”這一羈束性制度表達方面，民建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創新。2024年1月，民建中央在民建浙江省委會掛牌“民建中央廉政建設示范點”，6月民建中央在浙江召開會史上首次全國廉政建設工作會議；浙江民建率先提出打造新時代清廉建設高地，創新實踐黨外人士“同心同廉”工程等等，都是民建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和廉潔建設，牢固樹立全面從嚴治會主基調，努力建設清正廉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有益嘗試。202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的通知》，決定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這是在新的征程上，中國共產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偉大工程的接續努力。民建可以此為契機，在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上以黨為師，在筑牢法紀觀念、養成紀律自覺上加強教育，在構建全面從嚴治會的制度體系上細致完善，在加強新時代民建廉潔文化的建設上挖潛創新，深入拓展推進民建內部監督，努力打造自我革命的民建實踐。
（三）搭建數智技術構架：賦能民建基層組織建設
數智技術包括大數據（Big Data）和人工智能（AI），它們都是當今世界最熱門的技術領域，二者互利共生、緊密聯系、相互促進，大數據通過提供海量數據支撐著人工智能的準確性和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則通過對數據進行分析來挖掘隱藏在大數據背后的規律，最終提升大數據的使用價值和利用效率。作為世界新興技術潮流，數智技術正在全面重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民建要推進全面從嚴治會，離不開一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上下聯動的整體性治理體系，而基層組織建設則是從嚴治會向基層延伸的重要環節，如何做好民建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也是強化會內監督的重點課題之一。以數智技術賦能民建基層組織建設，正成為推進全面從嚴治會向基層延伸、提升民建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發展方向。雖然“數字技術本身并不足以保證善治，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可能會帶來全新的挑戰和風險”[14]，但以數智技術為治理工具，既可以為民建中央賦能，重塑民建全面從嚴治會新格局，破除民建組織體系離散化、治理體系弱化、從嚴治會表面化等問題，也可以打破數據壁壘，賦能多元主體多跨協同參與民建基層組織建設工作。在數智技術的具體構架上，緊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向，加快多元數字化建設方向，從組織體系、制度規范、技術構架、價值塑造等維度，通過填充基礎數據框架、完善數字技術參數、規范數據采集邊界、數據分析預警與輔助決策等動作，借助“數智”算力，破除“人力”局限，搭建同心同廉、會內監督、制度建設、思想動態、參政議政、理論研究、實踐探索、交流互動等數智模塊，探索構建民建數字化新型智庫、參政議政數智模型、學術研究數字模型等數智構架，匯聚形成會內數據資源池，破解條塊分割、分散離向導致的數據壁壘，形成一體化發展平臺，提升數智賦能民建基層組織建設的效能。
四、結語：以主動求變的自我迭代精神不斷提升民建和政黨制度的發展績效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15]中國共產黨以“打鐵必須自身硬”的自我革命勇氣和魄力，基于歷史的時間向度、實踐的經驗向度、中國的本土向度、世界的橫剖向度考察，深化了對政黨建設規律的科學認識，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櫛風沐雨歷程中不斷發展和壯大，走出一條令世人矚目的“中國道路”，書寫了由“簡”到“巨”歷史華章，為新時代發展和完善民建自身建設提供了有益啟示。民建能否茁壯成長，政黨能否健康賡續，績效能否有效提升，均需要不斷鞏固和強化黨派自身建設，在當下的歷史時期，需要快速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節拍要求，以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價值理念為指引，順應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歷史進程，持續放大民建密切聯系經濟界的參政黨特色優勢，強化全面從嚴治會，運用數智技術賦能民建基層組織建設，持續不斷地對民建自身進行現代化構建，以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先進性”引領民建“參政黨進步性”，使得民建在新時期主動求變、自我迭代的真理性與價值性得到充分印證，不斷凸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寶貴價值，為中國政黨制度的發展績效持續提升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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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蓓軍，民建寧波市委會主委，寧波市財政局局長、一級巡視員；王益女，民建慈溪市基層委主委、慈溪市政協副主席；陳夢笑，民建慈溪二支部會員、慈溪市金融發展服務中心主任；黃挺輝，民建慈溪市基層委副主委；吳雨倩，民建慈溪二支部會員、慈溪市農業農村局一級科員；任央君，民建慈溪市基層委員會委員、寧波開放大學慈溪學院原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