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黨制度研究
——以“和合文化”為視角
發布時間：2019-02-26 10:22:33
|
作者： 陸聶海 趙蕙蘭
今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概念，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既是對多黨合作制度的理論總結，也是對黨派工作和多黨合作領域的重大創新。新型政黨制度的首提不僅能夠豐富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時可以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共同的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專政缺乏監督或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更可以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模化的安排集中多種意見或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或集團利益決策實施導致社會斷裂的弊端。在這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新型政黨制度是從中國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具有兩重涵義，一方面是指新型政黨制度具有中國特色，是和中國國情以及中國革命實踐緊密結合，另一方面也高度契合了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協和萬邦、兼容并蓄和求同存異的和合文化傳統。
一、和合文化：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和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雙重屬性
“和”指的是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等。“合”指的是結合、聯合、融合等。和合二字連用并舉，構成和合范疇，除了強調團結、協作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凝聚的含義，特指事物與它所處的環境和相聯系的總體結構所實現的融匯統一。 和合文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倡“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如周公提出敬天保民，孟子提出人性善，與道德合一，董仲舒認為：“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而宋的理學派和氣學派，以及明朝心學也強調人與自然合一。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和合文化提倡“和為貴”。如孔子講究中庸之道，孟子則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對于中華文化的和合屬性，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我們的祖先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諧、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匯合、融合、聯合等。這種‘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我們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也正基于此。因此說，文化育和諧，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和必然要求。”
一方面，和合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屬性之一。有史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貫徹著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兼容并蓄的傳統，其以博大的胸懷接納各種域外文化，使之和合成一整體。對內而言，華夏民族的形成實際上是“華夷互化”的歷史結果，尤其是融合了戎、夷、狄、蠻等諸多族群。兩晉、十六國、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更是把民族融合的趨勢推向高潮。各族人民在生產、文化、生活、習俗等諸方面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并經歷了一場社會經濟文化的大變動，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對外而言，和合文化體現在中國能以非凡的氣度包容輸入的異域文化，其中包括外國宗教，諸如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如唐朝對各派學說和外來文化兼容并蓄，甚至允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參加科舉考試和做官。其首都長安城既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又是東方文化的中心，聚集著很多少數民族和外國人，總人口達百萬以上，城內百業興旺，氣勢非凡宏大，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都城。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邏輯之一是和合觀念，將“和合”作為最高價值追求，強調治理國家的包容及兼容并蓄。社會主義從一誕生就反對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和無序競爭，強調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這跟和合文化具有內在契合之處。一是在人與物的關系上，社會主義文化擺脫了工具論的束縛，強調注重對人的尊重，人大于物，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觀念。實際上，“以人為本”超越了單純的政治層面上對人的理解，凸顯了對人的尊嚴、人的生命、人的權利的尊重。這種價值取向的變化是完全符合時代潮流的，唯有在價值層面上確立以人為本，才可能在政治層面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擺在首位。二是在人民與權力關系上，人民權利至上，公共權力來源于人民權利。三是在個體與整體關系上，社會主義更強調整體是由個體組成，必要時為了整體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這里的整體就相當于“合”，個體是“異”，實際體現了一種合的價值觀。
二、和合文化、和合政治及新型政黨制度
文化雖然不能成為正式的規范，但它制約著社會成員的行動，規定著社會成員的觀念，很多情況下比正式的制度和規范更有力量。政治系統理論認為，任何政治活動都受到一定文化氛圍的影響，社會的文化氛圍包圍著政治系統，構成政治系統的文化圈。文化不僅潛在的規定著政治系統的組織目標、結構、形式，同時對政治系統的體制建構方向以及行政行為的正當性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它對政治系統施加影響、發生作用，從而影響政治系統的行為和活動。以此意義而言，不同的文化會導致不同的政治的形成。比如在西方的文化中，個人自由在人民權利中最為重要，自由主義民主最主要的制度目標就是保護個人的自由使之不受侵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的西方文化形成西方的競爭性文化，最終導致基于利益集團的競爭型政治的形成，突出表現在以選舉為特征的競爭型政黨政治。
就我國而言，由于和合文化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雙重屬性。和合文化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宏觀層面，社會主義和合文化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并使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和發展有了和合的價值導向，最終形成了和合政治。在微觀層面，和合文化內化為公民心理層面，即公民個人的合作意識和民主精神的提高。公民合作意識和民主精神使得公民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愿望、期待和要求，彼此通過合作參與行政決策和公共管理。同時，公民逐漸形成的合作、平等、寬容等和合意識也為和合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文化支撐。
在社會主義和合政治中，作為憲法確認的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主要體現之一，不僅融會了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理念，其“和合型”的政黨結構契合于和諧社會的整體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我國政治格局穩定的重要制度保證。” 可以說，該制度是民主政治體制的關鍵部分，不僅與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相適應，而且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適應，既不是一黨制，也不是多黨制，更不是一黨獨大制，和蘇聯的政黨模式也有區別，是馬克思政黨理論和中國實際的結合，是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具有人民民主性質，也具有統一戰線性質。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為了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必須要形成統一戰線，單靠我們黨本身的力量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中，其他黨派逐漸認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成為合作者。統一戰線以大團結和大聯合為目標，統一戰線性質決定了新型政黨制度是以合作和諧為目的，是和合政治的體現，合作的主題體現在多黨合作的各個環節之中，它要求執政黨和參政黨既堅持共同點，又看到差異處，形成和諧相處、互相合作的政黨合作機制。
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體現在其是一種合作—和諧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它們是親密友黨。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還體現在我國各政黨由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基本不存在競爭關系，彼此之間是合作的關系。而西方政黨制度體現的是一種競爭關系，各政黨代表不同的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其競爭本質是利益的競爭，目的是上臺執政。另外，我國當前最重要的是發展，穩定是發展前提，政黨穩定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合作有利于穩定，避免了分歧摩擦，并且有利于集中領導和廣泛的民主監督。這在結構上造成了該制度是一種同心圓的結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其結構總體呈現穩定性。而西方政黨制度下的政黨多為平行結構，就象兩條平行線，相互沒有交叉，政黨結構總體呈現不穩定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更體現在政黨與國家政權關系問題上，主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共是領導黨，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共政治領導的參政黨，通過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政治協商來幫助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并通過“一個參加，三個參與”來實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參與。
三、“和合文化”視角下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路徑思考
（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鞏固黨際和合的共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和合政治的基礎，沒有圓心就不能畫出同心圓。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才能使得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長，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對于共產黨而言要全面從嚴治黨，保持先進性。
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對于中國共產黨對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的領導問題，毛澤東曾經指出：“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 ……“在方法上，共產黨的領導，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當然，對于多黨合作而言，民主黨派也要幫助改善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1957年就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沉痛的教訓。就現實和未來發展而言，在中國共產黨所處歷史方位、所面臨內外形勢、所肩負使命任務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絕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即便局部、細節的失誤也應極力避免。” 當前我國政治制度設計、運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確保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犯、少犯錯誤；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體制機制，也都致力實現、維護黨的正確領導。由于各民主黨派所處的位置比較超脫，具有自身獨特的視角，提出的意見和批評比較客觀，使得監督更有效果。通過民主黨派作用的應有發揮，幫助中共加強和改善領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保證國家權力正常有效運行以及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
（二）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民主黨派是否能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愿望決定的，還要看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新型政黨制度能否存續，同樣在于能夠保持民主黨派的鮮明特色，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2013年2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2015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了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首先要加強參政黨能力建設，即要通過參政黨能力的提高，建設成為與中共密切合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積極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的參政黨，避免參政黨民主監督軟弱化和政治協商形式化，進一步提高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能力。總體上，參政黨能力包括履職能力和自身建設能力。履職能力包括參政議政能力、民主監督能力和政治協商能力。自身建設能力包括解決自身問題能力、思想建設能力、組織建設能力和制度建設等能力。當前，參政黨能力建設和執政黨能力建設差距巨大，尤其是解決自身問題能力、民主監督能力和政治協商能力。新時代帶來了新特點、新目標、新任務。作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各民主黨派，要求適應新時代的理念轉變，不斷與時俱進，參政議政具有新作為，民主監督具有新氣象。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還要求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避免政黨的趨同化現象，使其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從政黨、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來看，民主黨派一個較大的問題是社會基礎的日益薄弱和利益代表的泛化和虛化 ，黨派的趨同化是一個具體表現。當前，政黨趨同在中國各政黨的社會基礎、指導思想、組織發展和功能發揮等方面都有所表現，包括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政黨趨同以及中國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政黨趨同，其中民主黨派的趨同大于民主黨派和中共的趨同。政黨趨同的原因在于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標的一致性，社會基礎的疊加。盡管中西政黨之間都存在政黨趨同的現象，如西方各政黨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如英、美趨向全民黨），北歐福利社會主義政黨關于政治上的目標的爭論與分歧已經變得很小，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上。但中西政黨趨同的政黨制度邏輯和動力機制不同。西方是競爭型制度，以執政為目標，力求擴大政黨代表性。我國是合作和吸納型的政黨制度，政黨趨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特色和政治特色，直接影響了民主黨派的代表性。
（三）發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鞏固“求同存異”的政黨協商機制
中國和合型的政黨政治對應的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除了必要的競爭性民主，更應探索一條一致性民主的道路。多黨合作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通過對協商民主的推動而體現。協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特有的、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的重要民主形式。 201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將協商民主分為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在這七大協商形式中，和多黨合作制度密切相關的是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 ，尤其是政黨協商。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建設新型政黨制度，必須要發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鞏固“求同存異”的政黨協商機制。
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標，就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事務，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直接進行政治協商的重要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了政黨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有關重要文件；憲法的修改建議，有關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議；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建議人選；關系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但是，當前政黨協商雖然發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如當前政黨協商的形式主要采取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等形式，但在協商方式上，經常出現以通報、座談、咨詢等代替協商現象。在協商平臺和協商形式上，除了在政協層面的協商，主要是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約談協商作為政黨協商一種重要的協商方式，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甚至長時間沒有實踐。基于上述問題，在新時代背景下要想更好的開展政黨協商，就必須“求同存異”，一方面要加強協商主體的意愿性和主動性，拓展政黨協商和參政黨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要規范協商過程，完善協商制度，同時加強協商成果轉換，提高協商效應。
（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一等獎）
一、和合文化：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和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雙重屬性
“和”指的是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等。“合”指的是結合、聯合、融合等。和合二字連用并舉，構成和合范疇，除了強調團結、協作的意思外，更有向心、凝聚的含義，特指事物與它所處的環境和相聯系的總體結構所實現的融匯統一。 和合文化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倡“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如周公提出敬天保民，孟子提出人性善，與道德合一，董仲舒認為：“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而宋的理學派和氣學派，以及明朝心學也強調人與自然合一。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和合文化提倡“和為貴”。如孔子講究中庸之道，孟子則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對于中華文化的和合屬性，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我們的祖先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諧、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匯合、融合、聯合等。這種‘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和諧，我們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也正基于此。因此說，文化育和諧，文化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和必然要求。”
一方面，和合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屬性之一。有史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貫徹著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兼容并蓄的傳統，其以博大的胸懷接納各種域外文化，使之和合成一整體。對內而言，華夏民族的形成實際上是“華夷互化”的歷史結果，尤其是融合了戎、夷、狄、蠻等諸多族群。兩晉、十六國、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更是把民族融合的趨勢推向高潮。各族人民在生產、文化、生活、習俗等諸方面相互學習、相互影響，并經歷了一場社會經濟文化的大變動，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對外而言，和合文化體現在中國能以非凡的氣度包容輸入的異域文化，其中包括外國宗教，諸如佛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如唐朝對各派學說和外來文化兼容并蓄，甚至允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人參加科舉考試和做官。其首都長安城既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又是東方文化的中心，聚集著很多少數民族和外國人，總人口達百萬以上，城內百業興旺，氣勢非凡宏大，是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都城。
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邏輯之一是和合觀念，將“和合”作為最高價值追求，強調治理國家的包容及兼容并蓄。社會主義從一誕生就反對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和無序競爭，強調整體主義和集體主義，這跟和合文化具有內在契合之處。一是在人與物的關系上，社會主義文化擺脫了工具論的束縛，強調注重對人的尊重，人大于物，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觀念。實際上，“以人為本”超越了單純的政治層面上對人的理解，凸顯了對人的尊嚴、人的生命、人的權利的尊重。這種價值取向的變化是完全符合時代潮流的，唯有在價值層面上確立以人為本，才可能在政治層面上真正把人民利益擺在首位。二是在人民與權力關系上，人民權利至上，公共權力來源于人民權利。三是在個體與整體關系上，社會主義更強調整體是由個體組成，必要時為了整體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這里的整體就相當于“合”，個體是“異”，實際體現了一種合的價值觀。
二、和合文化、和合政治及新型政黨制度
文化雖然不能成為正式的規范，但它制約著社會成員的行動，規定著社會成員的觀念，很多情況下比正式的制度和規范更有力量。政治系統理論認為，任何政治活動都受到一定文化氛圍的影響，社會的文化氛圍包圍著政治系統，構成政治系統的文化圈。文化不僅潛在的規定著政治系統的組織目標、結構、形式，同時對政治系統的體制建構方向以及行政行為的正當性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它對政治系統施加影響、發生作用，從而影響政治系統的行為和活動。以此意義而言，不同的文化會導致不同的政治的形成。比如在西方的文化中，個人自由在人民權利中最為重要，自由主義民主最主要的制度目標就是保護個人的自由使之不受侵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的西方文化形成西方的競爭性文化，最終導致基于利益集團的競爭型政治的形成，突出表現在以選舉為特征的競爭型政黨政治。
就我國而言，由于和合文化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社會主義文化的雙重屬性。和合文化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宏觀層面，社會主義和合文化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意識形態，并使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踐和發展有了和合的價值導向，最終形成了和合政治。在微觀層面，和合文化內化為公民心理層面，即公民個人的合作意識和民主精神的提高。公民合作意識和民主精神使得公民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愿望、期待和要求，彼此通過合作參與行政決策和公共管理。同時，公民逐漸形成的合作、平等、寬容等和合意識也為和合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文化支撐。
在社會主義和合政治中，作為憲法確認的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主要體現之一，不僅融會了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理念，其“和合型”的政黨結構契合于和諧社會的整體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是我國政治格局穩定的重要制度保證。” 可以說，該制度是民主政治體制的關鍵部分，不僅與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相適應，而且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適應，既不是一黨制，也不是多黨制，更不是一黨獨大制，和蘇聯的政黨模式也有區別，是馬克思政黨理論和中國實際的結合，是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具有人民民主性質，也具有統一戰線性質。中國共產黨代表工人階級，為了奪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必須要形成統一戰線，單靠我們黨本身的力量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中，其他黨派逐漸認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成為合作者。統一戰線以大團結和大聯合為目標，統一戰線性質決定了新型政黨制度是以合作和諧為目的，是和合政治的體現，合作的主題體現在多黨合作的各個環節之中，它要求執政黨和參政黨既堅持共同點，又看到差異處，形成和諧相處、互相合作的政黨合作機制。
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體現在其是一種合作—和諧型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它們是親密友黨。合作的政治基礎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還體現在我國各政黨由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基本不存在競爭關系，彼此之間是合作的關系。而西方政黨制度體現的是一種競爭關系，各政黨代表不同的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其競爭本質是利益的競爭，目的是上臺執政。另外，我國當前最重要的是發展，穩定是發展前提，政黨穩定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合作有利于穩定，避免了分歧摩擦，并且有利于集中領導和廣泛的民主監督。這在結構上造成了該制度是一種同心圓的結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其結構總體呈現穩定性。而西方政黨制度下的政黨多為平行結構，就象兩條平行線，相互沒有交叉，政黨結構總體呈現不穩定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和合屬性更體現在政黨與國家政權關系問題上，主要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中共是領導黨，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共政治領導的參政黨，通過參政議政、民主監督、政治協商來幫助改善共產黨的領導，并通過“一個參加，三個參與”來實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參與。
三、“和合文化”視角下完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路徑思考
（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鞏固黨際和合的共同政治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和合政治的基礎，沒有圓心就不能畫出同心圓。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把政治底線這個圓心固守住，才能使得包容的多樣性半徑越長，畫出的同心圓就越大。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對于共產黨而言要全面從嚴治黨，保持先進性。
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對于中國共產黨對多黨合作和統一戰線的領導問題，毛澤東曾經指出：“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 ……“在方法上，共產黨的領導，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當然，對于多黨合作而言，民主黨派也要幫助改善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1957年就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在這方面我們有過沉痛的教訓。就現實和未來發展而言，在中國共產黨所處歷史方位、所面臨內外形勢、所肩負使命任務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條件下，絕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即便局部、細節的失誤也應極力避免。” 當前我國政治制度設計、運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確保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犯、少犯錯誤；包括統一戰線在內的體制機制，也都致力實現、維護黨的正確領導。由于各民主黨派所處的位置比較超脫，具有自身獨特的視角，提出的意見和批評比較客觀，使得監督更有效果。通過民主黨派作用的應有發揮，幫助中共加強和改善領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保證國家權力正常有效運行以及中國共產黨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
（二）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民主黨派是否能長期存在下去，不是單由共產黨一方面的愿望決定的，還要看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新型政黨制度能否存續，同樣在于能夠保持民主黨派的鮮明特色，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
2013年2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與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各民主黨派是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2015年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進一步明確了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首先要加強參政黨能力建設，即要通過參政黨能力的提高，建設成為與中共密切合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積極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的參政黨，避免參政黨民主監督軟弱化和政治協商形式化，進一步提高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能力。總體上，參政黨能力包括履職能力和自身建設能力。履職能力包括參政議政能力、民主監督能力和政治協商能力。自身建設能力包括解決自身問題能力、思想建設能力、組織建設能力和制度建設等能力。當前，參政黨能力建設和執政黨能力建設差距巨大，尤其是解決自身問題能力、民主監督能力和政治協商能力。新時代帶來了新特點、新目標、新任務。作為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各民主黨派，要求適應新時代的理念轉變，不斷與時俱進，參政議政具有新作為，民主監督具有新氣象。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還要求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避免政黨的趨同化現象，使其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從政黨、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來看，民主黨派一個較大的問題是社會基礎的日益薄弱和利益代表的泛化和虛化 ，黨派的趨同化是一個具體表現。當前，政黨趨同在中國各政黨的社會基礎、指導思想、組織發展和功能發揮等方面都有所表現，包括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政黨趨同以及中國各民主黨派之間的政黨趨同，其中民主黨派的趨同大于民主黨派和中共的趨同。政黨趨同的原因在于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標的一致性，社會基礎的疊加。盡管中西政黨之間都存在政黨趨同的現象，如西方各政黨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小（如英、美趨向全民黨），北歐福利社會主義政黨關于政治上的目標的爭論與分歧已經變得很小，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上。但中西政黨趨同的政黨制度邏輯和動力機制不同。西方是競爭型制度，以執政為目標，力求擴大政黨代表性。我國是合作和吸納型的政黨制度，政黨趨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特色和政治特色，直接影響了民主黨派的代表性。
（三）發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鞏固“求同存異”的政黨協商機制
中國和合型的政黨政治對應的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除了必要的競爭性民主，更應探索一條一致性民主的道路。多黨合作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通過對協商民主的推動而體現。協商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特有的、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的重要民主形式。 201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將協商民主分為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在這七大協商形式中，和多黨合作制度密切相關的是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 ，尤其是政黨協商。完善多黨合作制度，建設新型政黨制度，必須要發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鞏固“求同存異”的政黨協商機制。
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標，就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事務，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直接進行政治協商的重要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明確了政黨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的有關重要文件；憲法的修改建議，有關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議；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建議人選；關系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但是，當前政黨協商雖然發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如當前政黨協商的形式主要采取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等形式，但在協商方式上，經常出現以通報、座談、咨詢等代替協商現象。在協商平臺和協商形式上，除了在政協層面的協商，主要是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約談協商作為政黨協商一種重要的協商方式，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甚至長時間沒有實踐。基于上述問題，在新時代背景下要想更好的開展政黨協商，就必須“求同存異”，一方面要加強協商主體的意愿性和主動性，拓展政黨協商和參政黨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要規范協商過程，完善協商制度，同時加強協商成果轉換，提高協商效應。
（本文獲2018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一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