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誼報]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黃炎培
發布時間：2014-10-27 1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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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煒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實現武力吞并全中國的野心，悍然炮轟宛平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重任，提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全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積極投身到這場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斗爭中去。黃炎培在青年時期就立志愛國報國，他積極響應中共號召，義無反顧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黃炎培在1931年3月和江問漁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考察該國的教育制度。在日本他看到“大辦青年團，在鄉軍人很活躍，反華備戰氣氛很濃”，使他回憶起前一次在日本會見已去世的東京高工校長千島精一時的情景，千島對其大哭，說是擔心日本青年軍人侵略野心如得逞，將使中日雙方受害無窮。黃炎培還在日本街上買到了三本露骨地宣揚日本軍閥侵華計劃的書，佐證了日本侵華已成事實。他無心再在日本繼續考察，帶著日本必將侵華的預感，于4月回國。回國后，他東奔西走，以自己在日本親歷的事實，告知友人要做好思想準備。5月，黃炎培去南京，會見蔣介石，并將在日本購得的三本書交給蔣，蔣聽了后默不作聲，要黃轉告外交部長王正廷。見王后，王不但不信，還哈哈大笑，譏笑說：“如果黃任之（黃炎培字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還不會打我呢，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黃任之是不會知道的。”黃聽了氣憤之極，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國民政府權要們是多么顢頇胡涂啊！”后來聽說一批請愿學生沖入外交部，王正廷因躲避不及，被學生毆傷，黃說這是“活該”。黃炎培以6個字概括蔣介石對抗日的態度：“無準備，不抵抗。”
自“九·一八”事變起，日本侵華野心日漸暴露，國內一些有識之士主張從經濟絕交做起，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中華職教社為此設立“國貨指導委員會”，此舉得到了上海愛國廠商的大力支持，中國化學工業社、中華琺瑯廠、五和織造廠、鴻新染織廠、華生電器廠、三友實業社、振華油漆廠、大中華火柴廠等紛紛捐納經費。中華職業學校利用自身的設計能力，設置工場，制造各種民用產品供應市場，并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繼“九·一八”、“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又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黃炎培此時在上海聯絡具有愛國反帝熱忱的朋友35人，商談建立抗日救國研究會事宜，以寧波同鄉會會址為機關，約定每日午后一時聚會討論工作。為了支援抗日前線軍需供應，又發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黃炎培被推為負責人，與守衛在上海市郊抗日的第19路軍負責人蔣光鼐、蔡廷鍇取得了聯系，表示愿向部隊提供軍需物資。黃炎培一位廣西好友許克誠負責押運，黃的司機朱師傅駕車穿越火線，冒險將物資運送到守軍駐地，在淞滬戰爭期間，從未間斷一天。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后來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后，活動范圍更廣了，中華職教社緊急組織幾百輛汽車為前線運送槍支彈藥，組織醫療隊和醫院救護傷病員，在租界開辦難民收容所，以及推動工廠內遷，慰勞抗日將士等，做了大量工作。
黃炎培1917年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第二年又創辦中華職業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倡導“雙手萬能、勞工神圣”，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和華僑領袖陳嘉庚的經費贊助，學校聲名鵲起，規模也迅速擴大，在全國多地開辦了分校。抗日戰爭爆發后，黃炎培要求師生提高愛國主義思想覺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1月8日這一天，黃炎培來到職社教育館禮堂，禮堂里坐滿了上千名師生，他為師生們作抗日動員報告，言辭慷慨激昂，師生們靜靜地在聆聽著，在報告中他突然呼喊：“黃大能（是黃炎培的兒子，也就讀于這所學校，時年16歲），你站起來！”黃大能立即應聲而起。黃炎培大聲說：“你將來假如能為抵抗日軍而犧牲戰場，我決不會為你而哭。但如果你將來不自振作，甘心當亡國奴的話，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這一語驚動了全場聽眾。
上海淪陷后，租界當局不準學校懸掛國旗，中華職業學校的師生每日早晚以搖鈴作升降旗的象征，全體師生聞鈴聲立正，稱之“精神升旗”，以示國難當頭時刻仍不忘國家和民族。學校還出版刊物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當局制造的各種陰謀。職教社職員自愿捐薪2%獻給抗日義勇軍，直至抗戰成功之日。
因積極從事和領導抗日救亡運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7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和抗議。1937年5月5日，黃炎培冒著政治風險，赴蘇州看守所看望被關押的“七君子”，表示親切慰問。他責問國民政府“抗戰有何罪”，表示“只要有利于抗戰，有利于國共團結的事，我都會賣力去做，而對妥協投降，我都堅決反對”。后在中共組織和各方面的營救下，蔣介石迫于眾議，將沈鈞儒等7人全部釋放。
黃炎培在1931年3月和江問漁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考察該國的教育制度。在日本他看到“大辦青年團，在鄉軍人很活躍，反華備戰氣氛很濃”，使他回憶起前一次在日本會見已去世的東京高工校長千島精一時的情景，千島對其大哭，說是擔心日本青年軍人侵略野心如得逞，將使中日雙方受害無窮。黃炎培還在日本街上買到了三本露骨地宣揚日本軍閥侵華計劃的書，佐證了日本侵華已成事實。他無心再在日本繼續考察，帶著日本必將侵華的預感，于4月回國。回國后，他東奔西走，以自己在日本親歷的事實，告知友人要做好思想準備。5月，黃炎培去南京，會見蔣介石，并將在日本購得的三本書交給蔣，蔣聽了后默不作聲，要黃轉告外交部長王正廷。見王后，王不但不信，還哈哈大笑，譏笑說：“如果黃任之（黃炎培字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還不會打我呢，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黃任之是不會知道的。”黃聽了氣憤之極，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國民政府權要們是多么顢頇胡涂啊！”后來聽說一批請愿學生沖入外交部，王正廷因躲避不及，被學生毆傷，黃說這是“活該”。黃炎培以6個字概括蔣介石對抗日的態度：“無準備，不抵抗。”
自“九·一八”事變起，日本侵華野心日漸暴露，國內一些有識之士主張從經濟絕交做起，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中華職教社為此設立“國貨指導委員會”，此舉得到了上海愛國廠商的大力支持，中國化學工業社、中華琺瑯廠、五和織造廠、鴻新染織廠、華生電器廠、三友實業社、振華油漆廠、大中華火柴廠等紛紛捐納經費。中華職業學校利用自身的設計能力，設置工場，制造各種民用產品供應市場，并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繼“九·一八”、“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又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黃炎培此時在上海聯絡具有愛國反帝熱忱的朋友35人，商談建立抗日救國研究會事宜，以寧波同鄉會會址為機關，約定每日午后一時聚會討論工作。為了支援抗日前線軍需供應，又發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黃炎培被推為負責人，與守衛在上海市郊抗日的第19路軍負責人蔣光鼐、蔡廷鍇取得了聯系，表示愿向部隊提供軍需物資。黃炎培一位廣西好友許克誠負責押運，黃的司機朱師傅駕車穿越火線，冒險將物資運送到守軍駐地，在淞滬戰爭期間，從未間斷一天。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后來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后，活動范圍更廣了，中華職教社緊急組織幾百輛汽車為前線運送槍支彈藥，組織醫療隊和醫院救護傷病員，在租界開辦難民收容所，以及推動工廠內遷，慰勞抗日將士等，做了大量工作。
黃炎培1917年在上海發起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第二年又創辦中華職業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倡導“雙手萬能、勞工神圣”，得到了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和華僑領袖陳嘉庚的經費贊助，學校聲名鵲起，規模也迅速擴大，在全國多地開辦了分校。抗日戰爭爆發后，黃炎培要求師生提高愛國主義思想覺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2年1月8日這一天，黃炎培來到職社教育館禮堂，禮堂里坐滿了上千名師生，他為師生們作抗日動員報告，言辭慷慨激昂，師生們靜靜地在聆聽著，在報告中他突然呼喊：“黃大能（是黃炎培的兒子，也就讀于這所學校，時年16歲），你站起來！”黃大能立即應聲而起。黃炎培大聲說：“你將來假如能為抵抗日軍而犧牲戰場，我決不會為你而哭。但如果你將來不自振作，甘心當亡國奴的話，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這一語驚動了全場聽眾。
上海淪陷后，租界當局不準學校懸掛國旗，中華職業學校的師生每日早晚以搖鈴作升降旗的象征，全體師生聞鈴聲立正，稱之“精神升旗”，以示國難當頭時刻仍不忘國家和民族。學校還出版刊物宣傳抗日，揭露國民黨當局制造的各種陰謀。職教社職員自愿捐薪2%獻給抗日義勇軍，直至抗戰成功之日。
因積極從事和領導抗日救亡運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史良、李公樸、王造時7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和抗議。1937年5月5日，黃炎培冒著政治風險，赴蘇州看守所看望被關押的“七君子”，表示親切慰問。他責問國民政府“抗戰有何罪”，表示“只要有利于抗戰，有利于國共團結的事，我都會賣力去做，而對妥協投降，我都堅決反對”。后在中共組織和各方面的營救下，蔣介石迫于眾議，將沈鈞儒等7人全部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