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高度關注民工權益保障
發布時間：2004-07-08 20: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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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杭州市政協委員 蔣胤華
“民工”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結果。近年來，民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時有發生，超時加班、工傷事故、克扣拖欠工資等現象較為嚴重，各種亂收費加重了民工負擔；民工進城后的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以及子女就學等問題難以解決。民工權益保護問題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解決民工權益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保障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管理工程從理性基本準則出發，民工權益獲得保障，起碼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解決現實問題，二是進行宏觀布局；就前一方面來講，我們應當從民工目前遭遇中最為不公的問題下手，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比如拖欠工資問題、勞動保障問題、工傷賠付問題等，但這還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進路，這種解決辦法是落后于中國現代轉型的大趨勢的。
就后一方面分析，即從轉型的社會背景上全面考慮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起碼需要從四個方面下手：
其一，角色確認。我們大多數人部還以農民來定位“民工”，認為他們不過是城市過客。事實上，當“民工”進人工廠工作，他們就蛻去了農民的“身份”，而獲得了工人、居民的角色。因此，對民工的農民角色定位是需要反思的：他們應當是與城市居民具有同樣權益的“國民”，在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我們不能以一種身份社會的僵化眼光看待現代中國疾速的發展與變化。
其二，法權落實-法律保護對于任何公民來講都是一致的、根據法律適用普遍性原則，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從一個人的出身上、處境上對他加以歧視的任何借口。農民工權益問題既是一個體制性的缺陷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法律失衡問題。農民工權益問題的不斷升級，充分暴露了現行法律的失衡問題。毋庸置疑，俗稱的“農民工”顯然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的概念范疇，而現行憲法和《勞動法》以及相關配套法規都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保障有明確規定，《勞動法》其實就是調整企業用工關系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最權威的法律，因此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問題并不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由于《勞動法》的執行不力是導致農民工權益問題不斷升級的重要因素，各級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尤其是勞動監察執法部門有必要認真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職問題，要堅決對形形色色的“行政不作為”說不。具體而言，勞動監察執法部門有義務切實承擔起查處侵犯農民工權益問題事件的主要職責，解決勞動法的執法到位問題；拖欠工資實際上是一個企業信用問題，勞動監察．工商行政執法部門應當加強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的“信用匱乏癥”的經濟制裁和行政處罰。
其三，政策跟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是轉型社會任何一級政府必須處理好的問題。從鄉鎮政府到省市政府乃至于中央政府，均是現代化“游戲”公正進行的規則制定者和糾紛裁決者。民工權益沒有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受到侵犯，就是政府管理的缺位。積極推動政府有關部門盡快制訂各項相關政策，以切實保障民工權益。如建立欠薪保障制度，保障民工工資發放；建立群防群治的職業安全衛生防治體系，保障民工勞動安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民工納入保險菹圍，要以我省逐步將進城務工人員納入保障范圍為契機，推進他們參加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逐步擴大社會保障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覆蓋面；完善教育服務體系，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人學問題。 其四，措施配套。由于民工權益保障涉及到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復雜問題，因此，除了解決問題的漸進性以外，還必須強調解決問題的措施配套性。立法的改進，政府的到位，社會力量的積極介入，均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其中有兩點值得強調，一是社會力量對于民工權益保障的重視和積極介入。二是民工自身組織起來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兩者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使民工權益保障的主體有一個嚴重的缺失。
解決民工權益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保障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管理工程從理性基本準則出發，民工權益獲得保障，起碼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解決現實問題，二是進行宏觀布局；就前一方面來講，我們應當從民工目前遭遇中最為不公的問題下手，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比如拖欠工資問題、勞動保障問題、工傷賠付問題等，但這還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進路，這種解決辦法是落后于中國現代轉型的大趨勢的。
就后一方面分析，即從轉型的社會背景上全面考慮民工權益保障問題，起碼需要從四個方面下手：
其一，角色確認。我們大多數人部還以農民來定位“民工”，認為他們不過是城市過客。事實上，當“民工”進人工廠工作，他們就蛻去了農民的“身份”，而獲得了工人、居民的角色。因此，對民工的農民角色定位是需要反思的：他們應當是與城市居民具有同樣權益的“國民”，在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我們不能以一種身份社會的僵化眼光看待現代中國疾速的發展與變化。
其二，法權落實-法律保護對于任何公民來講都是一致的、根據法律適用普遍性原則，我們絕對沒有理由從一個人的出身上、處境上對他加以歧視的任何借口。農民工權益問題既是一個體制性的缺陷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法律失衡問題。農民工權益問題的不斷升級，充分暴露了現行法律的失衡問題。毋庸置疑，俗稱的“農民工”顯然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勞動者”的概念范疇，而現行憲法和《勞動法》以及相關配套法規都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保障有明確規定，《勞動法》其實就是調整企業用工關系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最權威的法律，因此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問題并不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由于《勞動法》的執行不力是導致農民工權益問題不斷升級的重要因素，各級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尤其是勞動監察執法部門有必要認真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職問題，要堅決對形形色色的“行政不作為”說不。具體而言，勞動監察執法部門有義務切實承擔起查處侵犯農民工權益問題事件的主要職責，解決勞動法的執法到位問題；拖欠工資實際上是一個企業信用問題，勞動監察．工商行政執法部門應當加強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的“信用匱乏癥”的經濟制裁和行政處罰。
其三，政策跟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是轉型社會任何一級政府必須處理好的問題。從鄉鎮政府到省市政府乃至于中央政府，均是現代化“游戲”公正進行的規則制定者和糾紛裁決者。民工權益沒有受到有效的保障、甚至受到侵犯，就是政府管理的缺位。積極推動政府有關部門盡快制訂各項相關政策，以切實保障民工權益。如建立欠薪保障制度，保障民工工資發放；建立群防群治的職業安全衛生防治體系，保障民工勞動安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將農民工納入保險菹圍，要以我省逐步將進城務工人員納入保障范圍為契機，推進他們參加養老、失業和工傷保險，逐步擴大社會保障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覆蓋面；完善教育服務體系，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人學問題。 其四，措施配套。由于民工權益保障涉及到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復雜問題，因此，除了解決問題的漸進性以外，還必須強調解決問題的措施配套性。立法的改進，政府的到位，社會力量的積極介入，均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其中有兩點值得強調，一是社會力量對于民工權益保障的重視和積極介入。二是民工自身組織起來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兩者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會使民工權益保障的主體有一個嚴重的缺失。
